回顾和现状

中国临床肿瘤的开端是1933年在北平协和医院成立的肿瘤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全国卫生状况，国家无力重视肿瘤的防治。直到建国10年我国才开始重视肿瘤问题，并启动了比较全面的规划、建设和研究。1954年成立了上海肿瘤医院，1958年成立了卫生部下属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当时称日坛医院）。此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肿瘤防治机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大多数省市都建立了肿瘤防治机构。沿海比较发达的省还在地市级成立了肿瘤专科医院。从事抗肿瘤药物开发和研究的院所迅速增多，应当说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

我从1959年调入日坛医院进入临床肿瘤学这一领域以来，经历过“大跃进”和“十年浩劫”那些干扰，只有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才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我常说我最大的感悟是：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是相关的，临床肿瘤专业学科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建国初期肿瘤在居民死亡原因中还未进入前10名，到1964年在居民死亡原因中已经排在第5位，到了70年代末就成了第2位，2007年以来无论城乡均居第1位了。近15年来我国肿瘤发病率明显升高，城市已经超过每10万人口250，农村已经接近200，与发达国家相近；而治愈率则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仍然停留在30%~40%的水平。

不但如此，我们还面临着双重负担：发展中国家的常见肿瘤在下降但仍然存在；发达国家的常见肿瘤则迅速来临。不言而喻，要实现我们的梦想无疑是个非常艰苦的任务，需要各个方面的团结和持之以恒的不断努力。但我也坚信，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包括政府的重视、政策和投入，临床肿瘤学队伍的日益壮大，优秀中青年专家的成长，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团结、务实、协作、创新”共同努力，我们的梦想会在可见的未来10~30年后逐步实现。

我为什么这样有信心？是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制服肿瘤乐观起来，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经过努力大部分常见肿瘤的发病率开始下降，治愈率显著提高。但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至少20~30年。美国ACS在2013年初的报告显示过去5年肿瘤发病率总体每年下降1%，治愈率每年提高1.6%。常见肿瘤的治愈率不包括皮肤和子宫颈的原位癌，已经达到75%。

我国“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实现小康重要的内涵就包括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延长，防治肿瘤这一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必然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措施之一。

成绩

每次提到我国临床肿瘤学几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我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缅怀周恩来总理对肿瘤工作的支持和教导；二是几位元老的艰苦创业精神。日坛医院起初是想建立一家为国际友人和我国外交人员服务的国际医院，但是政府考虑到肿瘤在临床医学上越来越重要，所以在1957年决定改成肿瘤医院，并调来吴桓兴来任院长，金显宅任顾问，从协和调来谷铣之和他的团队，派遣外科、妇科几位医师到天津学习。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除了装备了当时国产的X线治疗机和镭以外，购进并自己安装了一台加拿大的60钴治疗机，在1958年初开始接待病人。每当历史转折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李冰书记通过和总理的特殊关系由总理直接指示的，其中包括综合治疗模式的论证；到河南与河北食管癌高发区进行调研和到个旧云锡肺癌调研；十年浩劫后期提出肿瘤是常见病、常见病，不是“高精尖”；调回下放的骨干重新恢复各地肿瘤医院的工作等等。

在这里，作为一个经历者，我愿意向大家介绍几次重要论证和取得的共识。第一次讨论是50年代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之初，在几位临床肿瘤学元老，吴桓兴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金显宅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顾问）和李冰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领导下，对临床肿瘤学的方向进行了讨论，制定了以综合治疗为模式的发展方向。

随之，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肿瘤学大会上，与会者就临床肿瘤学发展达成4项共识，即：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综合治疗。虽然在今天，综合应用现有手段诊断、防治肿瘤已经深入人心，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接受；那时对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还没有“转化医学”这一名词，但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的。吴桓兴是一位放射肿瘤学家，金显宅和李冰则是外科肿瘤学家，但他们共同支持和创建了一个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肿瘤内科学。可见，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内科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次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肿瘤是多发病、常见病，不是“高精尖”；应当深入调查摸清我国的发病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编写我国自己的参考书；大力开展高发区研究等等。这些指示明确了我国肿瘤学前进的方向，也成为我们以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1972年为了实现这一共识，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坚决成立了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工作的需要，1984年先后成立了隶属于卫生部的中国癌症基金会（CRF）和隶属与中国科协的中国抗癌协会(ACS)。大家分工合作，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那时，大家非常团结，例如吴桓兴曾经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抗癌联盟(UICC)，ACS成立后推荐代表我国加入了UICC; ACS的首任主席是吴桓兴;《中华肿瘤学杂志》的首任主编是金显宅。1997年为了适应开展临床协作的需要在抗癌协会下成立的临床协作委员会（CSCO），并且迅速成长，与ASCO,ESMO,ACOS都建立了姊妹学会的关系，成为我国个人会员超过13000，团体会员44，为我国最活跃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业学术组织。CSCO倡导的团结、务实、协作、创新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基本共识。此后，老年肿瘤学会和内科治疗学会的成立都是临床肿瘤学发展中重要的里程碑。

在建国60年时我曾经应邀为“卫生60年系列报道： 临床肿瘤五十年”和“50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进展”初步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的进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肿瘤高发区的研究

回顾50年来我国临床肿瘤学的成就，高发区防治研究（包括食管癌、鼻烟癌、肝癌和肺癌等）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世界同行的瞩目。卫生部肿瘤防治办公室在李冰领导下在1973~1975年组织了全国居民死亡回顾调查，明确了我国癌症死亡的分布，编写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并先后启动了高发区的病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称为“三早”），预防干预和综合治疗的各项研究。这些工作都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1）食管癌是中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河南省林县（现林州市）食管癌发病率

更是高居世界之首。从1958年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研究所派专家医疗队常驻林县，开展食管癌高发现场综合防治研究至今。食管癌高发现场综合防治研究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  

在食管癌病因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在林县居民食物标本中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二乙基亚硝胺、甲基苄基亚硝胺等。研究还发现食物中霉菌污染可促进亚硝胺合成，利用亚硝胺可诱发胎儿上皮食管癌。通过研究亚硝胺引起食管上皮细胞癌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各种癌基因、抑癌基因的变化及其调控机制，描绘了亚硝胺致食管上皮多阶段癌变的基因变化图，阐明了亚硝胺是食管癌的主要病因之一。该项研究结果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它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为食管癌“去胺”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研究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突出贡献奖。其次是霉菌感染。发现念珠菌性食管炎和镰刀菌毒素可能是引起食管癌为食管癌“防霉”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研究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三是营养因素，发现高发区人群每日营养素进食量中核黄素、钙、维生素C等普遍较低。发现钼、锌等10余种元素与食管癌死亡率呈负相关，为研究华北食管癌病因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食管癌“施钼肥”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钼在食管癌病因、发病及预防中的作用》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60~1980年，应用沈琼教授研制的拉网细胞采集器对早期食管鳞癌细胞、早期贲门腺癌细胞和中晚期贲门癌细胞的形态和诊断分级标准作了大量研究，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还进一步改进了食管细胞采集器。相关工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74年以来，王国清教授在林县与河北磁县等地开展内镜检查，并采用2%甲苯胺蓝溶液或1.2%碘溶液为食管粘膜辅助染色，通过观察镜下食管粘膜的颜色、形态和微细结构的变化，发现大量微小癌灶和早期食管癌，积累了大量早期食管癌资料。其中《食管癌组织发生学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早期食管癌内镜诊断研究、早期病灶、碘液和甲苯胺蓝体内染色法》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研究获国家“八五”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近年来，他们对重度不典型增生以及原位癌等采取内镜下微创治疗（粘膜切除、APC等），取得较好疗效。1970-1974年，谷铣之教授等在卫生院开展腔内放射治疗，癌瘤长度小于3厘米者治疗5年生存率达20%，这一结果领先国际。1988年，相关成果获海牙国际会议近距离治疗奖。

食管癌的发生与食管上皮增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1982-1992年，肿瘤所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签约，对林县近3万居民和3318名食管上皮重度增生患者补充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开展营养干预研究。这是世界上首次用随机人群双盲试验证明补充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显著降低癌高发区普通人群的总死亡率9%、总癌死亡率13%、胃癌死亡率20%，其它癌死亡率19%。此外，补充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可减少某些常见病的患病风险，降低脑血管死亡近40%、男性高血压患病率约50%，还能减少老年人眼睛核性白内障的患病率41%。近年的随访结果发现：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小于56岁的低年龄组远期预防效果更好，尤其硒的补充可以显著降低食管癌、贲门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该研究先后在JNCI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40多篇，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

1983~1989年，林培中等在林县和安阳，应用抗癌乙片、维胺脂和核黄素开展食管癌前病变人群干预试验。统计表明，服药5年、9年后，抗癌乙片使食管上皮重度增生的癌变率分别减少47.3%、42.1%，维胺脂使重度增生的癌变率分别减少43.2%、38.2%，核黄素使轻度增生癌变率分别减少34.8%、37.0%。停药4年后增生水平仍能保持很好的远期预防效果。

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当年缺医少药、技术匮乏的林县，变成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食管癌防治研究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林县食管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大幅下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肿瘤防控之路。被WHO定为“在基层开展肿瘤防治的典范”。

（2）肝癌是我国常见的癌性肿瘤之一。197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孙宗棠与上海医学院汤钊猷等在江苏启东开展大规模肝癌筛查工作，并提出了“小肝癌”和“亚临床肝癌”等概念，很快得到国际上的关注。为此，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将1979年度金质奖章授予孙宗棠、汤钊猷和朱源荣3位医师，以表彰他们在肿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肝癌的研究早就了我国几位大师，其中包括最高奖获得者吴孟超。也成就了我国在肝癌领域内的领先地位。最近，我们研究应用草酸铂+氟尿嘧啶+CF的化疗方案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并进入诊疗规范。

（3）由于前述的全国癌症死亡调查，除了我国东北和沿海大城市以外，发现还有数个肺癌高发区。1975年开始，我们在云南个旧锡矿展开了肺癌现场研究，之后每年派医疗队协助展开筛查和治疗。我本人曾在1981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介绍了云锡肺癌的情况，受到广泛关注。之后，美国NCI邀请云锡矿工肺癌研究人员赴美讲学交流，并达成一些合作项目。1986年我们在昆明和个旧组织了8国职业病学专家共同讨论，确定了矿工肺癌是职业癌，和工作环境中的砷、氡及吸烟相关，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令人鼓舞的是，通过多年来改进工作环境、每年进行筛查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等措施，云南矿工及个旧市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有明显下降。

在云南宣东北高寒地区宣威是女性肺腺癌的高发区。经过昆明医学院和医学科学院职业病研究所和肿瘤研究所的共同努力，确定了病因比较单纯，主要由于小环境的污染。虽然改变了室内应用没有烟筒“火塘”的习惯，迄今发病率和死亡率仍未降低。

（4）宫颈癌是中国妇女的常见癌症之一。200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合作，对宫颈癌高发区山西省襄垣和阳城县9 698名妇女进行了宫颈癌筛查方法横断面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宫颈癌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呈趋势性增加，而且45岁以上组患宫颈癌的危险性是45岁以下组的1.88(1.42~2.49)倍。宫颈癌有一系列的癌前病变，它的发生、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通常是由子宫颈不典型增生（轻→中→重）→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润癌的连续发展过程。这些癌前病变可存在多年。并不是所有的HPV感染者和CIN都会进展为癌。大约1/3未经治疗的高度病变可以在10年内发展成为癌；而大约70%的低度病变将自动的逆转或进展。不同年龄组(30～，35～，40～，45~50)的HPV感染率分别为24．5％、27．4％、28．2％、27．4％，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604)。山区HPV感染率显著高于半山区(P=0.001)。山西襄垣和阳城县30～50岁妇女呈HPV持续高感染状态，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妇女进行子宫颈癌的防治，他特别是HPV疫苗的预防提供了基础。

（5）鼻咽癌是我国南方高发的癌症。早在50~60年代梁伯强就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近年来曾益新对鼻咽癌的发病机理进行了研究，明确了鼻咽癌遗传易感基因，为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进行鼻咽癌高发人群的筛选和监测打下基础；明确了鼻咽癌致病相关EB病毒，有利于阐明其致病机制，研发病毒疫苗，实现鼻咽癌的人群预防；分离鉴定了鼻咽癌肿瘤干细胞，有利于阐明其对于鼻咽癌发生发展的作用，并研发干预方法策略，防治鼻咽癌复发转移相关论文也发表在2002年国际权威杂志，被评为2002年中国医药卫生十大科技新闻和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其主持的“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研究”亦获得200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3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3年中华医学奖一等奖和200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0年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论坛”举行的第四届中瑞医学论坛开幕式上，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院长Harriet Wallberg-Henriksson为曾益新颁发了大银质奖章。

2、抗肿瘤新药的临床研究

从我国临床肿瘤学起步的初期，对寻找有效的抗肿瘤药物和治疗方法就受到广泛关注。当然，在改革开发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导致临床试验方法不规范，所得到的结果也同样存在问题。1985年，我国政府颁布《药品发》并且制定了《新药临床审评规范》，从而使药品的审评走向规范化道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年代主要是学习和引进国外抗肿瘤药物和方法。但在肿瘤内科治疗领域内，我们仍然有一定开创性的工作，改善临床实践。例如，大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癌；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在急性早幼粒白细胞治疗中的应用；榄香烯治疗癌性胸水；参一胶囊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重组人血管抑制素提高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和最近分子靶向药物埃克替尼的研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曾经获得国际上的大奖和国家奖，有多数已经进入诊疗规范。

近年来，我国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物明显增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10年内，我国肿瘤内科学将有长足的发展，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由我国学者发起组织的、在亚洲开展的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IPASS研究，在2008年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上公布了最终结果，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这项纳入来自87个临床中心的1217例初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比较了吉非替尼与标准化疗(卡铂+紫杉醇)疗效。研究发现在亚洲的非吸烟肺腺癌患者中，吉非替尼作为一线治疗优于传统化疗；这一优势尤其体现在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中。这项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分子靶向治疗在常见肿瘤中的应用，更是我国临床肿瘤学者对世界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EACH研究是另一项大型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有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多中心参与。研究比较了在晚期肝癌患者中，FOLFOX4与DOX的疗效。结果显示，FOLFOX4方案耐受性良好，而且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这是第一次证明系统化疗可以有效改善晚期肝癌患者预后。

另外，旨在比较厄洛替尼与传统化疗一线治疗EGFR基因突变肺癌患者疗效的OPTIMAL研究，也在2010年ESMO年会上报告了结果。并进一步为TKIs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今年，我们在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报道了我们自己研发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埃克替尼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说明在表皮生长因子TKI中疗效和其他TKIs相当但不良反应较小，以及得到国家药政部门批准上市。

3、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

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需要特别珍视爱护。中西医是两种卫生保健体系，在历史上各自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医中药是一伟大宝藏，经受过历史的洗礼。和西医相比，中医更重视整体，认识疾病发生的条件，强调防病、“治未病”。阴阳、正邪论是唯物辩证的；中医认识到正虚是疾病的重要内因的论证“邪之所辏其气必虚”，比西医早千年；正虚学说业经现代医学认识和承认。 在相当年代中医也是十分开放的能够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就，不断丰富完善自己。中医治病入手比较广泛，重视病理生理的调整。

西医本不是那一民族的医学而是全球医生临床实践的结晶，比较能融合现代科学成就，认识疾病具体、深入。和中医相比，较为机械，虽然也强调“个别对待”但在很多年代对如何个别对待缺少深入探讨。 越来越多的意向是认为中西医应当互相补充，从认识上和具体治疗原则上提高，从而给病人带来裨益。

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大批有作为的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有了互相融会的趋向，并取得一些成果。最大的成绩我认为是中医进入医院，和西医不同学科一样成为重要科室之一，得到互相认识、交流乃至结合的机会。不足之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的讨论和论证不够，那时由于政治原因不允许讨论中医的缺点，甚至有人藉此搞浮夸、扣政治帽子，因而进展不快。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央提出中西医并举，结合的空间扩大，学术环境更自由了，思路也更具体了

汤钊猷曾总结了中西医在治疗目标、原则、战略、途径及疗效评价等十大方面的区别。他认为，西医较重视微观和局部，中医则较重视宏观和整体；西医较重视看肿瘤，中医则较重视看肿瘤病人；西医治病重在消除病因，中医则重在恢复平衡；西医常堵杀，中医常疏导；西医以消灭肿瘤为主，中医则可能长于改造肿瘤和改造机体；西医常用单一药物，一病一方，中医则常用复方，辨证论证，而且常常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西医关注肿瘤大小，临床常用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等来平衡，而中医则注重症状、生存质量和生存期；西医基本上按急性病来治疗癌症，力求速战速决，中医则基本上按慢性病来治疗，重远期疗效；西医在当前阶段重视由机制到应用，而中医则历来重实践结果，在反复实践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医理论；西医在消灭肿瘤方面力量较强，办法较多，中医则在改造机体、改造残癌方面可能有优势。这些区别使得中西医取长补短联手攻克癌症前景可期。 

近50年来我国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一些的硕果。比较突出的是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血液科的医生创造性地将三氧化二砷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型）的患者，之后又拓展到经维甲酸治疗复发的M3型病例上，其完全缓解率突破90%以上。在此临床报告的基础上，陈竺及其团队首次从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水平揭示了三氧化二砷诱导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凋亡的机理。此后，全世界的学者开始将砒霜引入肝癌、淋巴瘤等多种肿瘤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学成果。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康莱特、榄香烯、冬凌草、苦参等都有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扶正中药能促进病人的细胞免疫功能已经成为临床医师的共识而且用于临床实践。我们的发现是很多扶正中药包括黄芪、女贞子、枸杞、猪苓、灵芝、西洋参、人参Rg1和虫草等都具有提供细胞免疫功能的效应；能抑制肿瘤病人过度的T抑制细胞（Ts）活性从而使T辅助（Ts）细胞的活性得到恢复；这些有效成分还能刺激干扰素和白血病介素－2具有协同作用。进一步辅助放化疗能提高远期生存率和病人的生活质量。1985年我和余桂清教授合编了由老部长钱信忠题名的《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一书。论文集共收录了80年代—90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代表性的论文42篇。作者包括郁仁存、余桂清、张代钊、潘明继、刘嘉湘、于尔辛和孙燕。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扶正培本治疗肿瘤研究与医疗实践。2002年潘明继编写的《癌症扶正培本治疗学》出版。都代表了在这一领域内大家的共识。

另一研究是人参成分之一Rg3具有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作用。双盲随机临床研究表明和化疗联合能提高化疗疗效，并具有生存效益。

中西医从理念上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祖国医学在慢性病的调控上具有独特的作用。而调控是21世纪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多年来的论证把肿瘤定位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对慢性疾病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1）它的发生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正常细胞是在各种内因和外因长期作用下发生恶变的；(2)在肿瘤发生以后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控制的慢性病。那就意味着病人得了肿瘤后，要么把它治好；要么就让病人长期带肿瘤并能够保持正常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现在处理病人一个新的目标。在这种理解的指导下，一方面预防重新成为受到广泛重视问题；另一方面估息治疗就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医中药由于立足于调控，在这一领域内将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靶向治疗本身就是调控，我国学者应当更容易理解，不同于古代调控寒热、虚实和阴阳，我们目前调控的是基因、受体、免疫和激酶而已。祖国医学的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和我们目前的治疗个体化应当是相通的。

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使我们坚信中西医是可以和能够结合的，而结合点就是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因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观察的都是病人，只是从不同的文化和学科背景来认识而已，理应有共同的结论。而最大限度的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中药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就是我们大成的共识。

如何实现我们的梦想很多同道都有自己的认识，我只是把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和大家分享，也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思考。

全民重视防控  美国尼克松总统1971年颁布了《癌症法案》开始对癌症防治研究投入大量资金，30年后见到回报：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2013年1月Ca 杂志报道目前每年发病率递降1%，死亡率递降1.6%。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说“A cure for cancer in our time”。我们深切地体会癌症防治绝不单单是医生的事，必需全国大众和政府大力参与才能取得成绩。因此4月的防癌周希望唤起大家重视。不采取一定强制措施，税收仍然依靠烟草行业、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空气污染如北京，食品卫生无保障，房屋装修不环保，导致癌症的种种生物因素不控制，病人不到晚期不来就诊，建立再多肿瘤医院，医务人员再努力也无用。

重视健康教育，从儿童抓起  正因为癌症和人民的整体讲课水平相关，所以我们提倡要从儿童就开始进行健康教育，例如在小学开那怕一个学时的课程教育孩子们要注意健康生活和增强体质；到了中学我们建议开展“健康生活－防控肿瘤”课程，告诉学生应当保护环境、远离可能的致癌因素，包括不吸烟、少吃美式快餐、保持正常体重和建立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教育等。到了高中就应当进行洁身自爱，告诉他们不正常的性行为会传播HPV、HIV等严重疾病。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像有的发到国家从16岁就给女孩注射HPV疫苗。但健康教育和防癌意识必需从那时就加强。

像控制酒驾那样控烟  我们是全球烟草大国，死于吸烟的人口也最多，我国曾经获得国国际上和不体面的“烟灰缸奖”。吸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了，但控烟的活动未得到有力的支持。规劝的话以外必需政府采取措施，吸烟对人的危害不比交通事故差，但吸烟是慢性的，交通事故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没有引起重视。我希望政府能认识吸烟的严重危害，像控制酒驾那样控烟，再加上其他措施例如减少生产、提高烟草税等，我相信会获得回报就是和吸烟有关的慢性病包括癌症会减少，医疗费用会下降。

谁造成环境污染谁治理  朱镕基总理早就提出“再不以牺牲环境发展工业”和“谁造成环境污染谁治疗”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问题是必需严格落实。不然就是空话。

远离可能导致癌症的病因  近年抗癌周的主题是“保护环境，远离癌症”真是非常现实的课题。从前面的介绍大家对怎样实现这一主题一定有了明确的认识。

像汽车年检那样有效地每年健康检查  我给大家的第二个防癌建议是每年进行有效的健康检查。大家每年一定要做健康查体。这样的话，不但可以了解每人的健康水平如何？另外，还可能发现有一些早期的不正常的征象“癌前病变”，

我说过一个错误论点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在战争年代和特殊事期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危害很大。前不久，我们一位英雄罗阳突然死去了。他冠心病有症状已经有些时候了，但是就是硬撑着不去检查治疗。我虽然不是心脏科医生，但我参与保健工作，明明白白知道如果他及时做了CTA(CT血管造影)完全可以评估他冠状动脉供血的程度，并及时治疗的话，他还可以工作很多年。他的英年早逝造成的损失多大恐怕很难弥补。所以，我们不提倡平时有病忍着不去检查。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适当锻炼身心健康  我们应当保持我们民族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吃米和杂粮，多吃蔬菜水果等，但近20年来饮食习惯改变很快，热量和脂肪摄入增加，在很多城市特别是儿童和青年有“全盘西化”的趋向，以至肥胖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美国由于体重超标人口已经超过30%，正在大力宣传治理。我们也十分担忧肥胖将造成很多慢性病增多其中包括肿瘤，特别是大肠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和乳腺癌。因之应当提出保持我们民族饮食习惯中合理的部分，而不要走西方国家的错误的老路。适当锻炼是我们一贯提倡的防癌重要措施之一。目前国家已经注意到学生体能下降的问题，很多学校已经规定学生必需参加体育活动。另外，我们倡导身心健康。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应当有劳有逸。长期精神紧张以后免疫功就会下降，当然很多疾病包括肿瘤就容易趁虚而入。

重视预防和筛查   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决定将卫生工作重点前移、下移。应当说我国在高发区对很多常见肿瘤例如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等的预防和筛查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例如通过每年薄层CT发现早期肺癌和癌前病变，日本通过定期上消化道造影和胃镜发现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尽管对定期检测PSA筛查前列腺癌存在争议，但如果结合指诊和B超声，结果是肯定的。从事临床治疗学工作一生，我最重要的体会之一是预防胜于治疗。

治疗癌前病变  癌前病变的定义是：它本身不是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容易得癌，这叫做癌前病变。目前各个列为癌前病变的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应当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以供广大医师参考。但我国有很多癌前病变是没有争议的，例迁延性乙型和丙型肝炎，如果发现甲胎蛋白开始浮动，那就意味可能快变癌了，所以应当及时治疗；长期吸烟必然会导致容易罹患呼吸道的慢性感染，对肺内瘢痕和在痰理发现重度增生细胞，都应当考虑癌变的可能。近年来，我们对肺癌的早期影像征象已经有了一定了解，确诊的I期病人也相应增多。把住癌前病变这和早期癌这一关可能是降低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诊疗规范   从2000年人事部和卫生部就开始了“专科医师考试”，今年已经是第14年；2011年卫生部和医学会开始编写《临床治疗学高级教程》，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CSCO也做了很多努力从2006年开始引进美国NCCN常见治疗诊疗规范，并通过讨论制定了NCCN中国版。2012年卫生部医管司颁布了8种常见肿瘤诊疗规范，卫生部医政司也开始制定常见肿瘤的高级规范，现已完成4种。这无疑对我国常见肿瘤的临床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也必然会对病人带来实惠。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科医师法》，使得这些规范没有约束力。我们除了国家尽快颁布实施《专科医师法》以外，大力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宣传诊疗规范。是广大病人得到“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

转化医学和个体化治疗  这无疑是目前最大的热门引进课题之一。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其实从我们临床治疗学发展的初期就重视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结合。当然今天的内涵已经大不相同了。

加强协作研究   我多次提到一个怪圈是我国病人资源丰富，而大样本的高水平研究很少。但多数是几十例的回顾分析或一二百例的“对比研究”，送到国外著名期刊很难被接受，这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协作不够。更严酷的现实是专科杂志不少、发表文章数量很大，但高质量论文太少。我国开展新药研究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们不讳言在相当时期甚至在当前，有很多研究或“成果”质量不高。由于过去的浮躁的确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我们不能停留在埋怨国际学者对我们有偏见的老思维里，我们需要反思和积极提高研究质量。目前，临床研究中存在很多“瓶颈”，例如质量控制、样本数量、疗效指标、研究设计、统计学处理和长期随访等等亟待解决。这无疑需要尽快改善。虽然近年来有了一定进步，在国际会议上也有较多的论文发表。但和我国的大国地位，和丰富的病人资源是十分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