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Klein等报告，免疫抑制是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患者预后较差的独立风险因素。（自2024年美国莫氏外科学院ACMS年会）

免疫抑制个体比一般人群面临更大的cSCC风险，并且通常表现为更具侵袭性的多灶性疾病。然而之前一项包括两个中心约7600例肿瘤队列的回顾性研究报告称，在校正肿瘤特征（分期）后，免疫抑制不是肿瘤转移和癌症归因死亡（DSD）的独立风险因素。

为了在一个更大的回顾性队列中重复这一分析结果，研究者们自美国、西班牙和巴西的12家皮肤病中心（11个学术中心和1个私人中心）收集cSCC数据。该队列包括4392例（3769例非免疫抑制，623例免疫抑制）患者，共携带19 237处（个）肿瘤灶（非免疫抑制患者15 191处，免疫抑制患者4046处）。研究终点包括局部复发、转移（淋巴结、卫星灶/转移过程中、远处转移）、DSD和“主要不良结局”（定义为转移和DSD的组合）。 

结果显示，约30%的免疫抑制患者是器官移植受者（OTR），10%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半数（50.3%）非免疫抑制患者以Mohs手术为初始治疗手段，58.2%的免疫抑制患者也是如此。 

在多变量分析中，“主要不良结局”的重要预测因素包括免疫抑制（sHR=1.3，P=0.04）、布莱根妇女医院肿瘤分期（T2a期，sHR=6.7；T2b期，sHR=18.1；T3期，sHR=37.2；均P<0.001）、头颈部肿瘤（sHR=2.1，P<0.001）和辅助放疗（sHR=1.6，P<0.001）。但将转移和DSD分开评估时，免疫抑制仅可预测DSD（sHR=1.7，P=0.008），而不能预测转移（sHR=1.2，P=0.21）。

一项单独开展的、仅限于OTR和CLL患者的亚分析表明，免疫抑制不再是“主要不良结局”的重要预测因素（OTR：sHR=0.9，P=0.66；CLL：sHR=1.4，P=0.25）。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Lewin指出：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和大型研究来指导管理，高危患者的cSCC治疗一直具有挑战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对那些最有可能出现不良结局的患者进行分层，这可以为医生们决定新辅助或辅助治疗和多学科管理提供信息。

（编译 郑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