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党前主席Maurice Saatchi近日就抗癌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在Telegraph网站发表了一些见解。他指出，出于对法律制裁的恐惧，医生通常仅使用“标准方案”治疗患者，即使该方案注定要失败。（自Telegraph网站）

Saatchi首先谈到，（卡梅隆）首相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同样应该享有肯尼迪总统对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赞誉——“一位不抱空想的理想主义者”。（卡梅隆）首相曾说到，为了切合“每位临床医生都是一位合格的研究者”、“每位有意愿的患者都是研究对象”的政府既定目标，我们的确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一谈到英国的34位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戴维·卡梅隆说：“我们必须确保英国（在该领域）始终领先”，并且“紧跟学科发展潮流，我们必须彻底变革我们的创新方式”，这意味着“每个人在使用NHS时，都在抗击疾病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幸的是，卡梅隆的目标遭遇了滑铁卢。尽管他的梦想魅力无穷，但很快就碰到了南墙——法律。科学发现为法律所桎梏。所有因癌症逝去的生命均被浪费掉了。法律迫使医生安于现状，即使他们知道这只能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低下并最终导致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可能从数以千计的死亡事件中学到任何东西。科学知识不会进步一丁点儿，因为目前的法律规定，死亡只接受“标准程序”—— 一个被无休止的、重复的、失败的试验。

Saatchi认为，至高无上的“标准程序”阻碍着抗癌治疗的进步。医生所犯的任何差错都可能被定为医疗过失罪，而法律恰恰就是依据医疗行为偏离“标准程序”的程度来判定医疗过失罪的。但是，创新本身就是偏离，没有偏离就没有创新。这也是癌症无法治愈的原因。针对医疗过失的判决，目前的法律强调，当事人按序轮流驳斥专家的观点，然后法院在双方的观点间做出选择。审判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必然使坚持既定程序成为最稳妥的做法，而忽视了该做法是多么耗费时日、多么失败。

在决定如何治疗患者时，医生首先从专业知识开始。一旦医生在专业范围内的处置方法偏离了既定标准，如果该治疗效果低于期望，医生将被判存在过失。即使相同的治疗手段40年来一直没变，也没获得任何特别的成功，医生也不可能非常自信地抛弃它，除非他想被起诉；这就是惯例。

大家可能听说过，据说医疗过失法已经几十年没修订过了，但医疗创新仍然有——如，青霉素。那么，为什么法律的变化来得这么急？或许，法律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社会有。现在的我们更明智了、更桀骜了并且官司更多了。在过去的四年内，针对NHS提起的诉讼数量翻了一番，仅去年就赔付了12亿英镑，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对NHS的诉讼索赔目前已经高达190亿英镑了。因此，医生对被起诉的恐惧与日俱增，甚至不太敢创新了。NHS内部的“风险管理”程序和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诉讼而设置的保险政策只能增加对创新的桎梏。

日益增长的诉讼恐惧导致对创新的偏见也越来越多。Saatchi认为，法律不改变，那么“每位临床医生都是一位合格的研究者”的愿景是不能实现的。

Saatchi指出，我们不希望患者像实验鼠那样接受治疗。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需要大胆的科学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治愈癌症。在国会议员George Freeman和Michael Ellis的支持下，《医学创新法》已被呈递至下议院，这在法律上首次明确了胡乱试验与兼顾责任性和科学性的创新间的差异。

为了避免不负责任的创新以及控制合理创新应用的方式，该法案强化了对医学专业能力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氛围下，擅长创新的医生会觉得更安全，不擅长创新的医生将更自省。该法案要求，任何被提出的创新都应经院内的多学科团队批准，该程序比既往的做法更严格，应予严格执行。鉴于任何抗癌方面的创新均被法律扼杀，该法案在保守治疗和创新治疗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点，为突破现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契机，并有助于政府将文化导向安全地拓展至创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