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樊代明院士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原校长，中华消化学会原主任委员。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2013年世界消化病大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目前担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亚太消化学会副主席、世界消化学会常务理事兼科学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先后受聘为Engineering Science的主编，BMC Cancer、Journal of Digestive Diseases和Clinical Cancer Drugs的副主编，Gut等6本国际杂志的编委，是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在中国大陆的唯一编委。

长期从事消化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胃癌的研究中做出突出成绩。先后承担国家863、973、国家攻关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等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27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国家新药证书1项，法国医学科学院塞维雅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陕西省科技最高成就奖，求是实用工程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全军科技创新群体奖。主编专著21本，其中《治学之道—精》和《医学发展—考》两本均为长达210余万字、厚近1500页的大型著作。担任基础医学精读系列丛书(10册)和肿瘤研究前沿(14册)的总主编，还是全国高等医学教育数字化教材(53册)的总主编。在Lancet、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Nature Clinical Practice Oncology、Gut等国外杂志发表SCI论文516篇，总影响因子2217.3分，最高达39分，论文被引用逾10000次。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共158名，其中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5名，获全军优秀博士论文9名。2010年，被中央军委荣记一等功。

医学是什么?从40年前学医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一直未得满意答案。不过还是有些进步，但有时豁然明了，可又迅即转入糊涂。至今，我不能明确地说出医学是什么，但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了。依我看，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医学充满了科学和哲学，但还涵盖有社会学、人学、艺术、心理学等等。因而，我们不可以笼统地用科学的范律来解释医学，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医生。正如古人所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里，不可任也;非廉洁善良，不可信也。”

众所周知，医学要比科学起源早。科学一词的出现也才1000多年，而医学已有数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因此，应该是医学的积累、进步以及需求催生了科学。在中国古代，与科学相当的词汇是格致，“格物致知”做的是格物，其研究对象是物。而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尽管有人物的说法，但不等同于物。人物人物除了物以外，核心是人。医学研究的是“知人扶生”，知人当然需要格物，科学上只要格物就可致知，但医学上只有格物难以知人，更难以扶生。因此，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个分枝或隶属于科学、服从于科学，甚至把医学视为医学科学的简称，看来是不恰当的，甚至有失偏颇。科学研究的是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及变化规律，其结果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医学研究的不仅是疾病的本身(或其本质)，而且要研究疾病这种现象的载体、即有着不同生活经历和生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人，要研究人体各种机能的本质和进化规律。因此，医学不仅重视事物高度的普遍性，而且重视人体结构、功能及疾病的异质性或称独特性。医学是通过长期大量不间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最终形成最大可能适合人体保健、康复和各种疾病诊疗的知识体系。

因此，医学要远比科学复杂。表现在人群的异体性，人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俗话说，“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就以疾病为例，据经典医学书籍记载，现有病种已达40000种之多，加之不同疾病有不同的分期和分型，而且又发生在不同人群或不同个体身上，这就构成了医学的更为复杂性。因此，众多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加之人群的异体性、人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这就构成了医学远比科学的复杂性。针对这种既由普遍性又有独特性构成的复杂性，我们认识医学就不能千篇一律，对待病人更应因人而易，因时而易，因地而异，正像特鲁多医生所说的那样：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学关乎生命。什么是生命?从哲学上讲，生命本身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特殊表现形式。如果说生命是物质，按科学的说法，即“物质不灭定律”，那生命就不会死亡。因为活的生命体是物质，死的生命体也是物质，那么物质都还存在，死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生命体死的那个生命是“物质”，那么通常要有质量。显然我们目前无法找到这种“生命物质”，也就不能回答生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生命相对于它所承载的物质而言更加难以捉摸，生命现象是目前人类最难解释的奥秘。医学研究的对象恰恰是特有这一高级生命形式的人类及其组成形式，而科学研究的对象则并非是如此高级的生命形式、甚至是无生命的普通物质。科学研究再复杂，最终的定律是“物质不灭”，而医学除了物质不灭外，更要回答为何“生死有期”。

科学可以按照已奠定的精确的理论基础去分析甚至推测某一物质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但医学目前由于对生命本质的无知，故多数的理论和实践还是盲人摸象，雾里看花。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医学院开学典礼上所讲，“同学们，十年以后你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教给你们的东西，一半是错的”。当问及为何教错的知识给学生时，回答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只用生命的载体——物质去推测生命的本质，必然存在更多的猜测和假设。

显然，在生命起源奥秘没被揭示之前，所有关于生命现象本质的解读和认识都是狭义、片面和主观的，充满了随意性。对生命的思考和解读，中医和西医充满分歧，甚至南辕北辙，其实这并不奇怪，实际上是观察角度不同所致。西医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常有医学科学的提法。中医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归纳分析和总结之上的，所以不常有中医科学的提法。二者各自都有优势和局限性，西医和中医辨争的焦点就在这里。双方对科学和经验的重要性都无异议，可对经验之科学或科学之经验，则认识迥异，这恰恰说明了医学和科学的区别。中医从整体辩证去看，用经验解决了医学的一些问题，但解决不了医学的全部问题。西医从分析还原去看，用科学解决了医学的一些问题，但解决不了医学的全部问题。实际上是观察角度不同，就像观察一个带襻的杯子，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结果是不一样的，其实有襻无襻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这个杯子能否装水，能装多少水，这是本质。如果这个杯子底是漏的，作为杯子，功能没有了，那还有用吗?

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说到底是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为救命。二者相互关联，但也有些差别。治病是“治”物质，是以物质换物质，或以物质改变物质;而救命不是“救”物质，救命是在调节物质表现的特殊形式，以确保这种形式的正常存在。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整体中的平衡，或西医所说的内环境的稳定Homeostasis。这一点总体概念相似，但中医说得宏观一些，而西医则微观得多。西医的Homeostasis包括物质组成成分的恰当及其所形成功能的适当，前者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后者强了不行，弱了也不行。物质组成的恰当可以保证整体功能的适当，这样生命就存在。当然也不尽然，因为还受体内、体外整体调节的影响。因此，如果说科学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我们可以创造“千里眼、顺风耳”，但医学是有其局限性的，好多事情是用科学的理论或办法做不到的。人总是希望越来越好的结果，但生命却是一个越来越差的过程，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是人不是神。所以，人类对医学和科学的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正如伊壁鸠鲁所说，“活得幸福和死得安祥都是一种艺术”。

关于医学与科学的异同，我想从17个方面谈谈如下观点。

生理与心理

生理指生物体整体的生命活动和各器官的功能。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应。在人体，生理与心理相互影响，超过了一方的承受力就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或心理上的疾病。

1、生理疾病对心理的影响。病人的身体因疾病可发生变化，他的心理(或情感)，也会对疾病发生反应。由于病人的心理受到了疾病的影响，他的态度和行为也会相继发生变化。比如，患者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且知道癌症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于是整日感到沮丧，茶饭不思，惶惶不可终日，言行举止与前判若两人，与家人朋友表现出极不友好，本来能生存数月甚至数年的，不几天就病亡了，有些还出现自杀现象。所以，病人的心理状态影响疾病的预后和转归。

2、心理障碍诱发躯体疾病。人类的心理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有助于健康，有的有损于健康。不良心理不仅可以影响生活，重者还可导致疾病。比如面对压力、危险、矛盾会产生焦虑、恐惧和愤怒等情绪，通过交感—肾上腺等活动引起心血管反应，血压和血糖升高，进一步可发展成冠心病、脑卒中或糖尿病等。又比如，人在悲观、情绪低落或无望时，胃肠道分泌减少，免疫力会降低，进一步还会发展成癌症等。长期恐惧也可使胃酸分泌增加发生溃疡病。

同样的疾病作用不同的人，其心理活动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心理障碍对不同人的身体打击也是不一样的。心理疾病本身就是医学的一道难题。心理疾病是指一个人由于精神紧张，或受到不良刺激或干扰，在思想上、情感上或行为上、与社会生活规范轨道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的程度越厉害，心理疾病就越重。心理疾病的发病机理相当复杂，诊断就更为困难。不同病人在不同的医生，甚至同一医生对同一病人在不同时间的诊断乃至处理都可能不同，完全凭经验办事，有时根本没有科学那样的标准，而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健康的标准不仅局限在躯体，而且要包括心理健康，这就是医学的难处。

4、医生的心理对病人的影响。医生自己也是有思想有独立心理活动的人。医生的心理活动，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对病人和疾病的态度，对预后的预测及与病人的交流能力等都会影响病人的预后。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喜欢找教授专家看病，因为他们更相信教授专家的诊治水平。年轻医生与科主任说同样的话，病人更愿意相信科主任的。听说有一个牛皮癣的患者，10个医生给他开的都是同一种止痒药，可只有一个开的有效，就是病人信任的那一个。这就是俗话说的“信则灵”，其实完全是心理作用。这就提示我们医生除了能用好药，开好刀，治好病外，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希波克拉底说“医生的法宝有三样：语言、药物和手术刀”。他把语言放在了第一位。目前医疗环境，医患关系紧张，其实有很多都是由于医生的沟通和少数病人的心理障碍造成的，解决这道难题的根本办法是医生要将生理与心理整合成双刃剑，才能在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疾病的处理中游刃有余。

客观与主观

自然科学追寻事物本质的客观反应，这种客观反应在相同条件下是永恒不变的。但医学除了追求生命物质的客观反应外，还涉及到对事物的看法，即主观反应。这个主观反应既来自病人，还来自医生。而且这种主客观反应可以相互转换，构成了其间的复杂性。比如，由于病人的认知能力不够或医生的知识水平不足，不能认识某些症状或体征的客观存在，而用主观的思维去考虑或处置，此时就很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又比如，由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时段，受到某些刺激或打击，病人或医生都可能把客观存在的体征或症状放大加强，最后成了脱离客观的主观主义错误。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1、用医生的客观性克服病人的“主观”性。疾病可以引起病人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如痛、麻、痒、胀等，这也是病人求医的动机。但是由于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同一刺激在不同病人的感受和忍受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病人的主观感觉。几乎每一个人在不同生理状态对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比如战士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却毫无知觉，继续冲锋陷阵。又比如同是急性阑尾炎，绝大多数表现为转移性右不腹痛，但婴幼儿表现可能是啼哭，拒奶甚至嗜睡，老年人对疼痛感觉迟钝，甚至化脓穿孔，生命垂危还不感觉疼痛，因此主观感受是因人而异的。

人是情感动物，在受到突发打击时常会产生主观不舒服的感觉。比如有些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人有明显主观症状，甚至生不如死，但各种检查都为正常。对这样的病人，常规治疗往往没有效果，给点抗抑郁药就好了。这就要求医生，面对病人错误的“主观表现”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客观性，用医生的客观性克服病人的主观性。

2、用医生的主观性克服病人的“客观”性。这里所指的医生的主观性是主动观察。行医如断案，考验的是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受医生阅历的影响。尽管我们都学过内科、外科、检验科……但在“书里”和“书外”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书里的知识是死的，而我们每天见到的病人是活的，其表现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很多症状和体征只有亲自见过才能真正理解，才能明白书中描述的内涵。比如皮肤科的皮疹，对刚毕业的初学者看起来都差不多，但资深医生一看就知道其中的不同。又如包虫病人，这种在牧区很常见，那里的医生很警惕，一看就确诊;如放到大城市医院，反倒诊断不出来，还以为是肝囊肿，抽液治疗越抽越坏，最后满肚子都是包虫。

科学追求严谨，甚或可用严谨的公式表示，1+1=2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但医学是模糊的，病人来到医生面前表现的是一种疾病状态，有很多症状和体征。这种状态是否可称作2?如果可以，即x+y+z…=2，那么组成2的加数x+y+z究竟等于几，这就是客观与主观间不断交换、互补、求实的结果。如何用主观来把握客观?又如何用客观来校正主观?这有点像拳击中的你进我退，购物中的讨价还价，十八般武艺你来我往、大战十八个回合方知功败垂成，这就是医学实践、与科学不一样的医学实践。

数据与事实

人体、疾病、环境的复杂性加上时间的变化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海量数据。医学上得到这些数据易，但正确分析解读这些数据难。因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数据并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相联系具有天生的高难度和高复杂度。

从宏观层面，随着医学检验技术，成像技术的引入和医院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各种检验数据(血、尿、便、唾液、分泌物等)、X射线、超声波、CT和磁共振图像、组织标本、电子健康档案、医疗服务记录等从方方面面记录了每个患者各种健康相关信息。从微观层面，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产生了海量数据，基础研究从基因、蛋白和代谢物等不同水平描述了人体细胞内不同分子水平的活动信息。宏观与微观相加，医学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

这些浩如烟海、极为复杂的数据，从不同角度为疾病的研究和诊疗提供了信息支撑和辅助决策，但同时也给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临床医生带来了不尽的困扰和挑战。过去是没有数据不行，现在是有了数据更不行。谁都知道，科学是注重数据、注重证据，要数据说话，证据说话，数据就是证据;而医学则不然，因为数据不一定是证据，临床医生每天碰到的是“数据复数据，数据何其多，哪个更真实，谁也不好说”。因为数据不是人体，数据不是疾病，数据不一定是诊断证据，数据也不一定是治疗效果。多数数据不一定是事实，因为它不是反映生物体的主流，也未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任何数据揭示的生物结果都有例外。医学工作者在用医学数据诊疗疾病或从事研究时一定要综合判断，慎思而为，因为数据可能反映事实，也可能偏离事实，从而误导医生的判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错判因与果。人们在作临床流行病学数据分析时，通常把一些发生在某个疾病之前的因素看成诱因甚至病因，比如吸烟是因，肺癌是果，这是对的。有时同一疾病将轻者看成因，将重者看成果，比如慢支与肺心病，这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对的。但从整个医学角度讲，这并不尽然。在实际情况下，有些数据就难以清晰地显示哪些因素是诱发疾病的，哪些因素是疾病导致的，经常会出现常识导致的误判。比如新英格兰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糖尿病与胰腺癌存在相关性。常识会使我们武断下结论，是糖尿病引起了胰腺癌。但事实上，数据中的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近期发病的，就是说发生在胰腺癌后面，是胰腺癌引起了糖尿病，是胰腺癌继发性地破坏了胰腺中产生胰岛素的胰岛β细胞导致了糖尿病，所以胰腺癌是因，糖尿病是果。

2、误信伪数据。纷繁复杂的医学数据中有真实数据，但也包含了放大的数据，甚至脏数据。这些数据混在一起容易导致过吻合、伪相关和微阳性等结果。2014年JAMA的文章，他们将已发表的随机临床数据与Meta分析进行对比，发现35%的Meta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原始研究文章的结论不同，而这些研究结果直接影响到临床试验的评价。在目前发表的医学论文中，进行重复验证的研究少之又少，许多已发表的临床实验数据很可能是经不住验证的假阳性结果。其实在早期医学实践中，比如孙思邈发现吃得太精易得脚气病，吃麦麸糠壳可以治愈，那时并不知道维生素B族;吃得太差易得夜盲症，吃生猪肝可以治愈，那时也不知道维生素A。为什么他们那时通过现象观察到的老东西，成了现在的新东西(现在还有意义)，而我们现在通过科学数据发现的新东西将来成不了老东西。过去那些老医学家为什么上千年后还有名，而现在的好多名医将来留不住名，这是因为我们只是向前人学到了什么，而他们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

3、偏差时时有。数据分析的结果和事实之间可能存在偏差，这些偏差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也可能是系统偏差，例如有人发现喝咖啡与胰腺癌发病之间高度相关，可能是胰腺癌的病因。但深入分析发现，对照组中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患有胃溃疡，因怕病情加重，几乎不喝咖啡，所以二者其实并无关系。有人还报道，个子矮的人活得长。理由是像日本这些平均身高较低的国家，他的人活得长，但把日本国内身高低的与高的比，甚至同为双胞胎的比较，结果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把世界上凡是相关的两个因素都看成因果关系。世界上的事物都联系一下，就是两种关系，相关和不相关。如果我们把两种相关的就叫做因果关系，这在科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医学上那会犯很多错误或很大错误。比如屋内有个人，屋外有棵树，人长树也长，你说有因果关系吗?人长不长树也会长，甚至人死了树还在长呀!所以，在医学上要确定A和B有因果关系，必须是三条，①A和B必须同时存在;②引入A必须出现B;③去掉A后B会自动消失。

4、假象处处在。基础医学研究产生数据越来越快，数据是越来越大。基因芯片刚问世时，一次实验可测几万个基因的表达水平或突变位点，大家都用其检测肺癌发生和转移的基因，结果全世界都大失所望。事实证明这只是基因组学研究繁荣下的一种假象，大家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所得结果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有两个小组在不同时间对同一批标本进行研究，得到170多个乳腺癌的相关基因，经过对比只有3个相同，结果还不好使。大家公认，靠单一组学数据是无法全面提示疾病机制的，用中国古话说，“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或者“横看成岭侧成峰”，“不识肿瘤真面目，只缘身在分子中”。因此，必须结合多种数据构建多因素分析模型，才能从更多系统的层面上挖出疾病数据，从而给出靠谱的判断。

一个人的细胞数远远超过上万亿，每个细胞又由成千上万的基因、蛋白或代谢物组成。人体就像一个黑匣子，任何一个小问题、小刺激都会导致人体作出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超过平衡的极限就会生病。诊断疾病需要医学数据分析，但必须是扎实可信的数据，而且需要稳定可靠的分析模型才能获得可靠可重复的结果。这对于科学来讲可能已足够了，但对医学来说，这还不行，因为即使这样的结果还需要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解读分析和判断。我们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利用数据，尽可能地逼近医学的事实，但决不能直接与医学的事实画等号。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的话，数据是什么?数据对于人体意味着什么?数据的用途又在于什么?那就是成千上万个分子×成千上万个细胞×成千上万秒时间/个体=无穷大的结果。这个无穷大的结果只有通过电脑计算，然后再经过人脑判断，最后才能成为医学事实，这就是医学上数据与事实间的关系。

证据与经验

科学是对世界各种现象的描述，并对其变化规律进行总结。科学研究是将物质严格控制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条件下进行的，因此，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科学理论具有严谨性。科学研究追求最为重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也不能进行科学理论的总结。

医学除了上述要求外，强调得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不同患者交往过程中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可能缺乏普用性，甚至缺乏科学要求的严谨性，因为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有时甚至不符合逻辑，上升不到规律，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经验很有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验即经历过的灵验的方略。科学强调客观存在的证据，而医学除此之外，还强调主观获取的经验。因此，按科学的办法学医从医都会遇到困难。Experience is the child of thought, and thought is the child of action, we can not learn men from books.” 要想成为好医生，必须同老师脚跟脚地看，手把手地学，因为医学所需的经验，从书本上是看不到学不来的，这是医学家与科学家，比如数学之家间显著的区别。经验是各种正确证据在不同个体中的随机组合和随时组合，因此，目前所形成的所有经验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知证据者不一定有经验，有经验者必知证据。

1、获得医学经验难于收集证据。收集证据是科学家验证科学假说最为重要的一步，他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科学实验来收集证据，从而推论科学的结论。收集证据可用简单的实验模型替代，如想探索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哪个下落速度快，伽利略采用了在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下两个铁球，看哪个先落地即可。这样的实验所需材料少(两个铁球)，步骤简单(爬上铁塔)，观察结果单一(哪个先落地)，结论也显而易见。综上所述，科学家收集证据的过程可谓简单或单一。

但要获得医学经验就没那么容易了。医生要通过长期观察或与病人反复交流才能对病因作出初步判断;然后通过对患者的望闻问切或视触叩听追寻疾病的蛛丝马迹;然后通过一定的医疗设备的检查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再通过对疾病的尝试用药并观察病人的反应来评估治疗效果。这些复杂的过程统统归到了经验的范畴。在获得经验的过程中，需要的材料繁多—从病人的血尿便到粘膜活检……;操作过程精细—单是各项消化内镜的熟练操作就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训练，更不用说要求更高的手术演示操作;观察结果庞杂—从病变的形态、性质等特征到病人的饮食、睡眠等全身状况。上述种种都说明医学比科学家单纯收集证据要难得多。加之从不同病人身上获得实用的医学经验既是医学家的珍贵所在，也是医学家的难题。很多情况下是通过血的教训获得的。因此，经验既是医生的财富，又是病人的无私贡献。

2、整理医学经验难于分析证据。我国培养一名医学博士至少需要11年，明显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培养一名优秀的医生则需要毕业后永久的学习和积累经验。医学经验源于医生同病人的交流和自己的总结，将自己的工作或经验记录下来已经很难，整理自己的经验归纳成为规律让别人也可借鉴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国医学教科书和专著基本上都是拷贝国外的，书中属于国人的寥寥无己。相比之下，科学家回顾证据则要简单得多—单纯地记录下来实验结果并用相应公式分析就行了。

举个例子，李时珍35岁就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内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从嘉靖44年(1565年)起还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翻越许多名山大川。经过27年的长期努力才完成《本草纲目》初稿，时年已61岁，以后又经过10年做了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终于完成巨著。现代的药学研究，同样充满了艰辛和困难，在体外成功发现10000个化合物，只有250个左右能进动物体内，继后只有50个左右能进入人体研究，真正成药者仅一个，是万里挑一，且要耗资16亿美元，耗时16年。其中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时间可想而知，这在其他任何科学都很少是这样。因此，要从浩如烟海的证据和数据中整理出正确的治疗方法，使之成为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3、应用医学经验难于应用证据。在科学研究中，将收集到手的科学证据归纳总结，得到的科学规律可以应用到任何同类事物上，如牛顿被苹果砸中脑袋，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同样适用于梨或西瓜。但是在医学研究中，总结的医学经验能否或如何应用到其他病人身上，这可是令医生头疼的难题。大多数病人适用于某种药物，能否把这种药物用到全部患同样疾病的人身上呢?答案是否定的。青霉素过敏的比例只占人群的1-10%，发生过敏性休克并死亡者只占万分之0.4以下，但每年仍有数万人死于青霉素过敏，因此如果没有皮试的人及过敏后的抢救措施，引发的代价是多么的惊人。又比如近年研制出来的肿瘤靶向药物，西妥昔单抗可与EGF受体结合，从而抑制酪氨酸激酶(TK)阻断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与化疗药同用，达到提高结肠癌的治疗效果。遗憾的是只有22.9%患者有效，对近80%的患者不仅无效，如果盲目用药反而增加经济负担。因此，怎样将22.9%的病人筛选出来针对性地用药，做到有的放矢这就需要经验。不同的病人放到不同的医生去治，可能有的活了，有的死了，能治活的医生就需要经验。同样，一个病人来了，可能有8个症状，有经验的医生抓住一个主要症状一治，病人就好了，没有经验的医生8个症状都治了，结果病人死了。能抓住主要症状者靠的就是经验。

4、循证医学可出经验但不一定管用。循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无可厚非的，但将其引入医学出现了不少问题。循证医学的核心是靠证据，可这个证据是不同医生从不同病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获取的，尽管有随机方法将其校正，事实上是很难确保所取证据的均一或均衡性。如果用这些不一致的证据相加再用百分比求出的结果很难成为医生的经验。现在的循证之证是基于目前某个方面或某个角度的发现，大家都把它看成正确的或正面的发现。但一个事物有正面就有反面，还有侧面，正面是正对自己的那一面，科学常强调这一面。而医学有多方面表现，只强调正的一面就是片面。用片面作证算出来的东西不但不能成为经验，反倒放大了片面使结果更加片面，会将医生导入歧途。另外，循证医学只是对已有的治疗方法作出评价，用所获或所观察到的那些证据告诉医生或患者，哪种疗法有效或几种都有效的方法中哪一种会更好，但它不能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循证医学有点像法官，法官在审案中只负责根据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对已经找到的嫌疑犯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断，而去茫茫人海中察找真凶不是法官的职责。这样的职能分工也是经常发生冤假错案的原因，要么证据不正确，要么证据正确而嫌疑人不正确，要么证据适合所有人。这是循证法官的局限性，也是循证医学的局限性。

Cochrane协作网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可靠的提供循证医学证据的网站。截止2005年8月，在该网站所有2435个循证医学的系统评价中，只有30%的证据能给相关的临床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其余70%则不能确定，显示模棱两可。比如，全世界因为腰背痛请病假者占所有病假条的1/3以上，但用循证医学对128种最便宜到最昂贵的治疗方法进行评估没有一种有效。这说明两点，一是确实没好疗法，二是循证医学本身有问题，因为有很多腰背痛患者确实从某些疗法中获益。

综上所述，经验对医学是十分重要的，遵循经验是目前医学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人类如果要完全依靠证据去战胜疾病，那么目前能够治愈的疾病少得可怜。人类在制成火药前并不知道元素周期表;曹冲在称象时并不知道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孙思邈用麦麸和糠壳治好了脚气病，但不知道维生素B族。有时是经验在前，证据在后，有经验而无学问胜于有学问而无经验，在医学上好多经验性的东西到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效，有用，这就是医学与科学间的差别。

因果与相关

科学通常强调事物的因果关系，医学高度关注因果关系，同时又强调相关关系。在医学实践中，因果与相关两种关系难辨彼此，容易混淆。一般来说相关关系包括了因果关系，但相关关系决不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不难理解，一般是满足两个条件：①两个变量要符合因果逻辑;②改变“因”变量的特征，必将导致“果”变量特征发生相应改变。就医学上的因果关系，通俗一点讲，要确定A与B有因果关系，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①A和B要同时存在;②有A必然导致B;③取消A，B自然消失。

相关关系，特别是医学研究或医学实践中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相比，要难理解得多。按科学的解释是连续结构数学分析中的定义;即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它们之间呈现出定义所容许的趋同或者相异的变化趋势，这就是相关，否则就不相关。常见的描述方法有：①概率法：出现事件A看有多大概率出现事件B;②数理统计法：具有有意义的相关系数的两个随机变量、残差平方和小于阈值的回归方程;③函数拟合法、最小二乘法函数拟合，龙格库塔函数拟合等等。

在医学实践中，确有不少因果关系，但存在最多的还是相关关系。比如在教科书中，几乎每一种疾病都列出了数种甚至十种以上的病因。本来一种疾病，如果病因明确，应只1—2种，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举出10多种呢?其实很多是相关关系。但随着研究的进展，有的相关关系可能会被确定为因果关系;有的会被排除之;有的相关关系又会不断地被纳入其中。在以经验为主导或以问题为驱动的医学研究中，从相关关系中去发掘因果关系，是十分常见的，而且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听说有两个科学家，一个不断做实验，获得了大量数据，但至死也没找到一个病的因果关系。另一个不做实验，而是把那个同事留下的大量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最后获得了重要发现。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的病是“果”，医生或研究者的任务是去探寻“因”，即收集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的证据，并据其做出合理推论，再通过实验验证这个推论从而证实其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但是，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和个人有限的认知能力，很容易有时是很愿意把相关关系看成因果关系。医学的因果关系可能有，但不一定都有传递性。比如A是因，B是果;B是因，C是果，在科学，A—C之间通常有传递性，而在医学上则不然，A—C之间可能毫无因果关系。不能看到A—C相关就误认为其有因果关系，这也是医学上要强调元因果的缘故。在医学上，由于一个事物影响因素太多，我们还可能发现因果关系中还有因果存在，这就是元因果。比如从统计数据上看，肝硬化与抽烟有关，因为抽烟的人肝硬化多，其实是肝硬化的人爱喝酒，爱喝酒的人又爱抽烟，肝硬化与抽烟其实并无因果关系。在医学上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表面的相关其实无法抽离出因果关系，但受认识水平限制，抽出了很多因果关系。比如绝经期妇女用雌激素替代疗法后，心血管病发病率降低，故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后来发现是因为用得起激素的人原来是社会经济条件好，而且有空闲时间经常锻炼身体，其实是后两个因素的作用。即使这样，也是暂时正确，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更重要的因素呢?

在医学研究中，为何判断因果关系如此难呢?①海量数据致相关关系混淆不清，使之难分孰因孰果;②混杂变量，多重间接因果使之难说孰因孰果;③自身认识水平有限，使之难辨孰因孰果。医学的确与其他科学，比如数学，力学极为不同，各因素之间并非黑白分明，且相互转换，多数都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相关关系，可称“灰色关系”。

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都是事物中各因素间的联系。就医学来讲，因果是局部的，相关是整体的;因果是直接的，相关是间接的;因果是暂时的，相关是长期的;因果是狭义的，相关是广义的。在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中处理因果关系比较容易，因为是真刀真枪，有的放矢。但处理相关关系是困难的，因为是目标不明，雾里看花。治疗疾病是处理因果关系，把病人看好。而处理好相关关系可以加强保健，使健康人不得病，少得病，或得病轻;处理好相关关系还可以加速康复，使病人治愈后尽快恢复健康，或完全恢复健康。

科学与伦理

科学除了考虑自身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甚至危害之外，一般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但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换言之，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静止的(固定的非生命体)和均一的，而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态的(活的生命体)和复杂的，而且不允许对其有任何明显的伤害甚至致残，无论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因此，必须要以道德规范作为导向，并受到约束。任何一项人体内的实验都必须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不是想怎么做就可怎么做，想怎么干就怎干的，这在多数的科学研究中不是这样。

科学经常遇到双刃剑，同时又被视为双刃剑。科学的进步，一方面为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帮助，比如粮食增产，蛋肉增多，使人均寿命延长;另一方面又为人类文明带来巨大挑战，甚至是危害，比如营养过剩导致冠心病、糖尿病发病率猛增。又比如经济生产突飞猛进，人类的住房多了，住房好了，更利于人体健康，但PM2.5增多，可能导致肿瘤骤增。有人估计，未来5—10年中国肿瘤的发生将呈井喷状态。爱因斯坦早就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医学本身的进展中也充满了科学与伦理间的矛盾。表现在某时某事从科学上的要求是严格的，正确的，且满足了科学的要求，但从伦理上却行不通，甚至从人道主义上是残酷的;某时某事在科学上是合格的，但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于是在医学上是不合法的。比如，器官移植中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器官短缺。科学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将人基因移植到猪的身上，因为猪的基因与人更相似，而且长得快，10个月就可利用，成为“转基因器官”的第一侯选动物，这在科学上是合适的。但若将猪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岂不成“人面猪脑”或“人面兽心”了吗?这在伦理上是通不过的。器官移植存在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免疫排斥反应。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近年国内外都在开展具有亲缘关系的部分活体移植术，比如进行父子之间的小肠移植，将父亲的部分小肠移植给子女，那么接受移植后的受者与其兄弟姐妹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否成了父亲或叔叔，他的子女是父亲的儿女或是孙辈。又比如，国外有一个男性先后接受过4个人的不同器官的移植，那么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人还是不是他原来完整的丈夫。如果移植的是别人的生殖器官，那这个女人是否遭到别人强奸呢?这在科学上是做得到的，但在伦理上是不可用或不好用的。同理，这在人工授精出现的“生物父亲”或“代理母亲”，也有类似的伦理问题。又比如，接受异体手移植的受者，当他用移植手偷盗或者杀害别人时，你能判断究竟是谁在犯罪呢?是供者还是受者呢?

大家都希望长寿，但人体正常细胞由于端粒酶有限，到一定状况时细胞就停止分裂。肿瘤因有丰足的端粒酶可使端粒不断加长而使细胞不断分裂。能否将正常细胞的端粒控制机制引入癌细胞来治疗肿瘤或将癌细胞的端粒加长机制引入正常细胞使人长生不老呢?这在科学上是完全做得到的，但医学论理上是不行的，因为有可能使正常人长出肿瘤来。

还可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事作为科学，甚至生命科学的研究是可行的，但就医学的要求是不行的。因此，做医生难、做杰出医生更难。他们的创新要受到伦理的影响，要受到伦理委员会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同时他们还要受到国家药审或法律的影响，甚至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他们不能像科学家一样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而且干成什么。科学家对人有益的他们可干，对人(当然是敌人)不利、有害、甚是灭顶之灾的事他们也在干，比如制造原子弹。又比如，二战中日本为了制造细菌武器，拿中国活人做实验。医学和医生必须实行人道主义，而科学家可以选择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最大限度保护自己，最大可能杀伤敌人，将敌人的命都革了嘛!

理论与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是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医学实践必须经历的过程。医学实践的进行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理论的正确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医学特别强调实践，可以说比任何一门科学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医学理论是从临床实践中抽像出来形成的，它代表人体的基本规律，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且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医学理论对医学实践决不是通通有效的。医学的难度通常表现在那些偏离这些基本规律的个体或疾病的诊断处理，这也会时常暴露出临床医生水平的差异。观察和掌握一般规律，我们可以用之形成共识或指南。但后者只是基本要求或常识，只是对一般基层医生或一线的青年医生有用。但到大医院来就诊一般是小医院或年青医生已用通用指南治过而没治好的，也就是经过指南治疗筛选出来的病例，如果我们还用一般的指南去重复治疗，肯定效果不好。这些病例是指南以外的，我们可称其例外的病例，也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病例，这就需要我们用更加高级的实验尝试和独道经验去解决病人的问题，继之再形成新的指南，更适合疑难病人的指南，然后加以推广。为何资深医生遇到的例外少，发生的意外少呢?因为他们经历多、实践多，所见病人的诊治也就在意料之中。

另外，基础医学成果一定要向临床应用方向走，临床遇到的问题要放到基础研究中去，这就叫转化医学，但是转化医学搞了十七年,美国人总结“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易事，理论究竟怎么向临床这个方向走，哪些理论已经成熟可以走了，哪些还不成熟，还需孵化，研究这些问题确实是一篇大文章。

理论是共同认识，实践能取得经验，怎么把认识变成经验?研究理论是因为我们对事物的本质不了解，是因为我们无知，发现本质形成理论称为已知，但已知是局限的，也不一定有用，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去探寻未知，才能在病人面前说明道理，找到治病的良方。

理论与实践相当于两个圈，把两个圈相交，二者重叠越多，提示理论越正确，实践越有效。就某个药品对某类疾病的治疗效果，用什么方式最为可靠，目前我们还是有效+自愈+无效/异质+异体，将来应该是有效/异质+异体，意即找到病人中的适应证，这是未来临床研究的最高境界。该公式分母中的异体性为同一群体中不同个体的情况不同，异质性指同一个体对疾病治疗的反应与别的个体不同。要解决上述复杂的问题，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不断推进,螺旋上升。正确的理论只是现在的认识水平，需经过不断的实践，最后理论才能与真理更靠近。

以上谈了医学与科学的不同，其实还不止这17个方面，比如，还有表像与实质、治愈与自愈……等。我不打算照此这样总结下去，也不打算继续分析下去。我必须就此打住，因为这是一个总结不尽、分析不完的问题。如果你支持我的观点，你还可以依此作些努力，向广度进军，争取横向到边。如果你反对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就此作些努力，向深度发力，争取纵深到底。因为问题越辨越清，道理越说越明。到头来你会发觉我们原来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果不其然。

列举前面17个方面，我的本意不是想一言以概之曰：医学不是科学。一因国人通常把“科学”二字当真理来解，说医学不是科学，就似医学不是真理，而是谬论，甚则邪说。这不仅我自己难以说服自己，而且必将成为众矢之敌，甚被万炮齐轰，还是收敛一点，保守一点为佳;二因医学中包含了大量科学或科学的元素，比如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生物的……。所以，说医学不是科学，一是我不愿、二是我不敢、三是我不能。

但要说医学就是科学，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科学的巨大进步，把科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科学主义的出现，于是乎什么学科都把自己往科学上靠，似乎一戴上科学的帽子，就会更接近真理，就会名正而言顺。但医学自从戴上科学的帽子后，其实好多问题不仅解决不了，反而导致医学与人的疏离，甚至越来越远。“医学就是科学”，尽管它已成为当下大众的普识，也是近百年来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逐渐形成并锁定的习惯性概念。正是这种普识与概念，导致时下医学实践出现了难堪的现状：我们不仅在用科学的理论解释医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用科学的标准要求医学、也是在用科学的规律传承医学。最终的结果，医学的本质将被科学修改;医学的特性将被科学转变，复杂的医学将被单纯的科学取代，医务工作者将成为科研工作者;医学院将成为科学院;病人不再是医生关怀呵护的人群而将成为科学家实验研究的对象。这将是一种难以接受甚至难以承受的事实。这既不是医学发源的初衷，更不是医学发展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医学的本质是人学，若抽去了人的本性，医学就失去了灵魂;若抽去了人的特性，只剩下其中的科学，那就成了科学主义。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像有人说过“高科技离医学越来越近，医学离病人就越来越远，医患之间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医学领域包括科学领域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曾经，科学脱胎于自然哲学，其后获得了巨大发展;现在，医学出现科学化，导致了不少难解的问题;将来，医学如果能从科学回归医学本源，必将引起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科学对医学的发展究竟该起什么作用?诺奖获得者费因曼说过“科学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打开哪扇门?有待人文的引领”。狭义上讲，人文就是医学中除去科学以外的所有重要的成分。它与科学尤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医学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将来的医学实践，包括医学教育，应高度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一、我们可用科学的理论帮扶医学，但不能用之束缚医学

科学的理论是世界各种事物的普遍规律，有其普遍性。人体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份子，当然也受这种普遍规律的规范和影响。但这并不尽然，如果把科学发现的理论死搬硬套地纳入医学体系，必将影响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不是误导之，便是束缚之。比如转化医学，其本意是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这是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本身是积极的和先进的。但如果把现今在科学研究中或医学基础研究中发现的各种科学的数据、分子全部用到临床去诊治病人或预防疾病，必将铸成大错特错，甚至引发灾难。因为科学的理论，也包括它的数据，它观察到的现象，正如前面所述，多数是瞬间的、局部的、静态的、微观的……，而医学实践遇到的实况却是长期的、整体的、动态的、宏观的……二者相差甚远。正如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转化医学在美国搞了十七年，目前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进展缓慢;一是收效甚微。”其实转化医学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人说是在炒概念，玩花架，这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呢?实质就是科学与医学之间的区别。因为科学具有普遍性，而医学常有例外和意外发生。

二、我们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医学，但不能用之误解医学

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或科学的计算方法，我们曾破解了很多医学上的奥秘，也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但是，在历史上，由於应用科学研究方法不当或者是对其结果解读不当，或更多的是由於科学研究方法或计算方法的局限性，惹出过不少医间笑话，甚至是严重后果。因为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到的结果，多数是个体的、体外的、结构的、微观的……，而医学实践遇到的实况却是群体的、体内的、功能的、宏观的……，二者相差甚远。我们不能把科学当作“文档的格式刷”，一切学问通过科学格式刷一刷，就都成了科学的属性。照此办理，最终医学成了科学，本属医学的重要东西统统被刷掉了，这必将铸成大错特错。例如，循证医学是很正确的科学分析方法，但是由於其局限性，引入临床试验就出了不少问题。比如，经循证医学证实理想的药品，尽管上市后年收入达数百亿美元，可因偶然发现致命的毒副作用而在一夜之间被撤离市场。

三、我们可用科学的数据(或技术)助诊疾病，但不能用之取代医生

最近几十年临床医学的发展最瞩目的两个方面是科学或基础医学的成果用到了临床领域：一个是检验医学;一个是影像医学。一个从细胞深入到了分子基因;一个从一维发展到了四维影像，从而使医学诊断水平大为提高。但同时引发了大量年青医生难抑的依赖性，严重影响高水平医学人才的培养。因为用科学的技术得到的数据多数是瞬间的、直接的、生理的、客观的……，而医学实践遇到的实况却是长期的、间接的、心理的、主观性的……，二者相差甚远。实际上，科学的结果及其引发的影像技术和检验医学的进步，再先进、再快速、再精准也是不能代替医生的。它们只能提供一个参考。它们提供的正常值都有一个范围，比如血糖的正常值是4-7毫摩尔，但对正常值是7的人来说，4就是低血糖了，反之就是高血糖了。

四、我们可用科学的共识形成指南，但不能用之以偏概全

应该说所有疗法，或所有药品都是经过科学的方法研究出来的，其疗效都是经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但决不是所有疗法或所有药品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效的。因为我们用科学的疗法治疗病人，判别疗效多数依据数据、证据、因果、必然性……，而医学实践遇到的实况却是依据事实、经验、相关、偶然性……，二者相差甚远。我们医生每天坐诊，在诊桌前的是千百个不同的病人，在诊桌后药柜上摆放的是千百种药品，这千百种药品都经科学研究发现是有确切疗效的药品。但我们既不能让一个病人吃千百种药品，也不能用一种药品治千百个病人，怎么能将正确的药品发给正确的病人呢?这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医生的作用所在，这也是有经验医生与年青医生的区别所在。难怪外国人说，“There is no safe drug, but safe doctor.”尤其要提到的是，很多药品引发的疗效，其实不是药品本身所为，而是病人自愈所致。同样一群病人，给予同样的药品治疗，有不治也愈的，叫“自愈”;有治也不愈的，叫“治不愈”。法轮功和张悟本之流之所以施骗术诱惑了很多民众，正是利用了医学中科学成分的局限性。因为对自愈的群体，你是用药才愈，而他是不用药也愈，谁强，他“强”;对于治不愈的群体，你是治也不愈，但用了药。他呢?虽然治也不愈，但没用药，谁强，还是他“强”。所以，通过科学的基础实验或科学的临床试验获得的结果在大多数医生中获得的共识甚至是指南，那只是对一定比例的病人治疗有效。那是只适用于基层医生或年轻医生的基本要求。任何指南都不能包罗万象、包治百病或包治百分之百的病人，总有一部分病人无效。特别是来到大医院的病人，多数是在基层医院用指南未治好者，因而指南以外那类病人的百分比会增高。因此，我们不要过度迷信用科学方法制定的那些指南，更不能以偏概全。

结语

医学与科学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示”(Paradigm)，有不可通约性。科学确定的是一种世界观和自然观，而医学确定的是一种生命观和健康观。科学需要“仰望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理”;医学需要“纵观人类之盛、细寻治病之策”。医学的有些做法不一定科学，但只要生命尚存、健康尚在就行。二者相当于两股道上奔驰的列车，一列不能涵盖一列，一列更不能取代一列。尽管有时有交集，但通过交点或交接地带后就需要在各自的方向上继续奔驰，最终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人类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两条轨道在宽度、材质上有差别，列车各自使用的动力模式不一样，速度也不相同，因而需要各走各的道、不能交换，更不能重走在一条道上，否则就到不了共同的终极目标。

既然，医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它既不像纯粹的科学，但它又离不开科学。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就像降落伞与跳伞员的关系。科学像降落伞的伞罩，医学像跳伞员，怎么才能实现平安着陆呢?①首先要把伞罩打开，充分发挥伞罩的面积带来的浮力，打不开抱成一团会摔死人;②伞罩打开了，全部部位都去抓，那抓不过来，也不必要，但抓少了，只抓住一个部位也会被摔死;③成功着陆最重要的是那17根绳子，就像我在前面讲的17种关系。这17根绳子把伞罩与跳伞员联系起来，联结起来，最后就平安着陆了。

最近，我们一直在提倡整合医学，英文叫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HIM。整合医学就像这17根绳子，把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瞬间与长期、生理与心理……这17种关系，与至今科学发现的浩如烟海的数据和知识，从整体出发，为整体需要，有选择地，有机地整合成新的医学知识体系，并用之医学实践。我曾经在《整合医学初探》、《整合医学再探》、《整合医学纵论》和《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等四篇文章中反复说过：“整合医学不仅要求我们把现在已知各生物因素加以整合，而且要将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也加以整合”;“不仅要求我们将现存与生命相关领域最先进的科学发现加以整合，而且要求我们将现存与医疗相关各专科最有效的临床经验加以整合”;“不仅要以呈线性表现的自然科学的单元思维考虑问题，而且要以呈非线性表现的哲学的多元思维来分析问题”。“通过这种单元思维向多元思维的提升，通过这四个整合的再整合，从而构建更全面、更系统、更合理、更符合生命规律、更适合人体健康维护和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的医学知识体系”。最终使人类的健康能真正得到保证和保障，进而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本文和本人的所思、所想和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