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简称CSCO)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孙燕院士参加会议，并接受医瘤助手专访。孙燕院士从建国初期讲起，叙述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以及CSCO的发展历程，并对年轻的医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今天这个大会对我们中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在建国后10年的时候，我国政府就敏锐地感觉到，肿瘤(防治)会越来越重要。那时候，虽然肿瘤在北京市居民死亡原因里面排名第11位，但是政府已经很关注这个方面了。因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也就是我所工作的那个医院，在1958年正式成立，当时还叫日坛医院。这是卫生部直属的肿瘤医院，是国家级的肿瘤医院。在这以前，我们也有人从事肿瘤工作，但是要么是在外科，要么就是在放射科里，他们要同时做放射诊疗，又要做随访治疗。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很惨淡啊，只有协和医院有一台220KV的X线的治疗机，那时候的放射设备十分简陋。所以我们的前辈是很辛苦的。

我很幸运，在1959年就调入日坛医院，从事中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我们的院长，叫吴恒兴，他是一个放射治疗专家。还有我们的顾问是金显宅，中国最早开展肿瘤外科的专家，我们还有一个书记兼副院长，李冰同志，代表党参加。他们三方元老当时就在讨论，中国临床肿瘤学起步了，但是起步之后，我们医院应该建成什么样一个模式的医院。55年前，他们就有这样的眼光，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综合治疗为主的肿瘤医院，不再单纯强调外科，也不再单纯强调放射治疗。而既然考虑到综合治疗，就要有(肿瘤)内科，就把我调过来了。那时候我也年轻，刚好30岁。所以这一举措有深远的影响和超前的意识。

大家知道，在国际上，临床肿瘤学事业也刚刚开始发展，1965年美国医学会正式承认临床肿瘤学是一门独立的专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超前的。在那时候，我们就体会到，我们的前辈是很有远见的，但是过去他们很辛苦。像我参加以后，政府很支持，我可以说，在我们前五六年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很重要的成绩。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在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第8届世界肿瘤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派了代表团参加。而且我们有很重要的报告，有一本很厚的资料。说明我们新中国在那短短的几年里头，在癌症治疗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方向上搞得比较明确，但是很不幸的是，十年浩劫很快就来了。

十年浩劫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四人帮就说肿瘤是高精尖，但实际上，到了1964年，北京市居民死亡原因里，肿瘤已经进到前十位了。到了1974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肿瘤已经占到居民死亡原因的第四位了。所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就说肿瘤是多发病常见病，肿瘤那时候其实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了。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肿瘤已经进入到北京居民死亡原因的前两名了。而在70年代的时候，谢富治、陈毅元帅、斯诺，相继得了癌症。我那个医院曾经被四人帮拆散过，后来又把我们重新调回来。

肿瘤学真正的发展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到美国去，同时还有人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去，去做访问学者，去学习。当然，和我一起进医院的那批人全部都回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头，张开臂膀，发展肿瘤学的事业。今天CSCO在座的很多重要成员，都是那时候出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临床肿瘤学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所以我自己也是全身心地去投入到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中去。

特别是在1996年，我主持在昆明召开第三届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出乎我的意料啊，总共600多代表，外宾来了200多，法国人就来了将近一百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国际化了。所以我们几个年轻的同行们就考虑，我们为什么不成立我们中国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筹备了一年，在1997年我们就成立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但是呢，那个时候你不能随便叫这个名字的，你得附属在一个学会里头，我们就附属在抗癌协会里，作为临床协作研究的一个组。但我们的英文名还是简称CSCO。自从CSCO成立以来，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然，国际上的肿瘤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很快，我们就成了有13000多个人会员，和99个团体会员的协会。在中国，不但是临床肿瘤学最大的一个会，而且成为了一个医学界数一数二的大会了。那时候有长城会议，那时候他们只有几千人，不到一万人，我们这个会每次开会都会超过两万人。应该说这十几年里头，我们的同志很努力。我也很高兴，也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做出了很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终于盼来了国家承认我们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而且是国家一级学会。所以，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大家知道，CSCO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个会训，是我们经过很多次的讨论最后定下来的，就是团结、协作、务实。在这个精神的统一下，我们走到了一起。刚才李进秘书长说，我们就是为了发展我们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所以我们这个会，大家的精神都很好。我也非常喜欢CSCO的同事们，我也很爱我们这个专业和集体。

作为我个人，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能为我们国家临床肿瘤学做些工作。但是今天，我自己也已经是“80后”了，所以我寄希望于大家。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成立了，他们希望我能多讨论，我就提出了两句话：我们要传承，我们要创新。传承就是要继承我们团结、协作和务实的精神，特别是传承我们老一辈专家们艰苦环境下，发展临床肿瘤学的精神。当然，另外还是要创新。没有传承就创新是很糟糕的，那就是胡闹。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了，我觉得传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里头还要注意，一个呢，是要了解国际形势;第二个呢，我们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的临床经验，我们要从自己的临床实践的偶然性中，研究它的道理，将它变成必然性，造福中国的病人。

但是发展到今天，我要提出另外一个口号，要和谐地发展。我们现在是一个人才济济，各个临床肿瘤学团体都很成熟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要顾及自己的左邻右舍，我们大家要有序地开展工作，CSCO要让大家和谐地发展。我们各个地方成了各个专业组和协作组，这非常好，但是我们要互相协作互相照顾。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一生为之奋斗，我一生也没有别的事业。我一个院士，也没有什么真正伟大的成就，我半生里头，都是根据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我从事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CSCO发展到今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也感到非常地幸福。我希望CSCO在年轻一辈的带领下，能做得更好，更和谐。

我们临床肿瘤学家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临床治愈率迅速提高，能够救助更多的病人;同时，让我们的肿瘤发病率逐渐地下降。谢谢大家。

转自医瘤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