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2009年至2013年欧盟批准上市的抗肿瘤药物中，多数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其可改善患者生存或生活质量。(BMJ 2017年10月4日在线版)

这期间，欧盟共批准了48种药物和68个适应证。68个适应证中，39个是基于没有生存获益或生活质量改善的替代终点研究数据。

上市后的中位随访5.4年时，只有35种药物显示显著的生存或生活质量改善，有33种药物仍然不确定能否延长生存抑或改善生活质量。

有72项临床试验支持这68种适应证获批，但只有18种药物临床试验将总生存作为主要终点。只有24种适应证有显著的生存延长，延长1.0个月到5.8个月(中位2.7个月);其他44种适应证在获批上市时并没有明确证据支持可带来生存获益。至于生活质量的改善就更少了，只有7种获批的适应证，显示有显著的生活质量改善。

上市后随访期间，44种获批时无生存获益的适应证中，只有3种显示可带来生存获益，只有5种显示可带来生活质量改善。

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BMJ杂志编辑Deborah Cohen指出，肿瘤治疗领域总体费用在连年攀升，很大程度上是药物治疗费用太高。欧盟批准药物很多时候是基于非对照临床试验结果，或替代终点指标的改善，这些并不总能转化成对患者有意义的转归改善。还有很多时候药物获得条件上市批准，即先上市，要求上市后再评估总生存和/或生活质量改善。但不是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能被执行。该分析研究中发现的10种获得条件上市批准的抗肿瘤药物，在上市后4年仍无明确证据支持可带来生存或生活质量改善。

临床试验设计也问题颇多，包括试验设计、开展、分析和报告各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这种有瑕疵的临床试验让探讨药物的真正疗效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一旦某种药物获得上市许可，不管患者还是医生都会对其疗效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这是问题所在。

述评

同期刊载的述评中，美国研究者Vinay Prasad称，对美国FDA批准药物的分析也得到类似结论。Prasad指出，FDA现在特别依赖疗效预测标志物。

2008~2012年，FDA批准的抗肿瘤药物中相当一部分都没有改善生存或生活质量的证据支持，这一比例高达67%(54种药物中有36种如此)。中位随访4.4年，36种药物中只有5种药物临床试验显示有总生存改善。

显然，Prasad是一个敢于指摘时弊的人，他强调，当前药物审批有三大特征：那些显示有生存获益的药物，改善往往只是临界显著;第二点，这种非常小的获益还都是在临床试验特定人群中才有的，这些试验人群往往较临床实践患者人群更年轻，并存病更少，并不具有代表性;第三点，许多用于审批的替代终点跟生存关系不大。

虽然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不断批准抗肿瘤药物上市，但真正有明确证据支持可改善患者转归的药物并不多，即使有那么一点获益，也很容易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应用中湮灭殆尽。

鉴于抗肿瘤新药每年平均治疗费用10万美金，还是应该更完好地设计临床试验，对比最佳标准治疗，在有代表性的患者人群中得到有临床意义的转归改善，来作为药物审批依据，非对照临床试验或替代终点指标不应蔚然成风。

(编译 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