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樊代明院士

樊代明，消化病学专家，重庆人。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亚太消化学会副主席，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2013年世界消化病大会主席。

长期从事消化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并致力于医学发展的宏观战略研究。先后承担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项目、863项目、攻关项目、重大新药创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等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37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国家新药证书1项。获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国家医学院塞维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陕西省科技最高成就奖、求是实用工程奖等多项荣誉奖励。主编专著21本，其中《治学之道—精》和《医学发展—考》两本均为长达210余万字、厚近1500页的大型著作。担任基础医学精读系列丛书(10册)和肿瘤研究前沿(15册)的总主编，还是全国高等医学教育数字化教材(53册)的总主编。担任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Gut等10本国际杂志的编委、副主编或主编。在Lancet、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Nature Clinical Practice Oncology、Gut等国外杂志发表SCI论文551篇，论文被引用逾1万次以上。培养研究生共168名，其中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5名，获全军优秀博士论文9名。

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史，也是人类同伤病的斗争史。无论你是什么人种，无论你生活在地球的哪个位置，也无论你经受了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在你体内暗藏的遗传基因都经历了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先是缺吃少穿，意即衣食，这个阶段历经了很多很多年，人类一直在为解决温饱，可以说是在为“能活(得下来)”而奋斗。然后是缺房少车，意指住行，这个问题解决得快一些，其实是在解决生存或生活的便利，可以说是在为“易活”而奋斗。现在是缺医少药，人类对自身健康和长寿的要求越来越高，可以说是在为“好活”或“长活”而奋斗。这个阶段不知要持续多少年，也不知要花多少钱，更不知要下多大功夫才能解决，也许这是一个永远解决不完、解决不好的难题。众所周知，美国用GDP的18%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解决好，仍不令美国人满意。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仅占GDP的5%左右，加上我国人口是美国的5-6倍，而GDP总量也比人家少，投入和需求相差之悬殊显而易见。

面对医学研究风起云涌、日新月异，循证医学、转化医学、智慧医学、数字医学、精准医学……一个又一个相继粉墨登场，然而我们的医改总是举步维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行医难、行医畏”，患者承受经济压力，医生承受精神压力，医患纠纷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我们的医改似乎总在末端使劲，局部发力。我们的会没少开，点没少试，钱没少花，文件没少发，可我们总是到不了较为理想的境地?这件事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关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件比天还大的大事。习近平同志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国工程院根据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启动了“全民健康和医学事业国家发展战略”的咨询研究，我们组织了80多位院士、近100名国家相关部委的管理干部、近1000名相关学者，分8个专题组，开展了为时两年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各专题又按“摸清底数、找出问题、提出建议”三个步骤，光开会议就达数百场次，将会写出一份较为完整的综合报告。本文中有些数据、材料参考了此项研究，当然更多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时间仓促，方方面面错综复杂，条条块块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本文只当作讨论，而非定论。另外，标题名为“加减乘除话医改”，这个加减乘除不是说医改简单，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强调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那么多因素，涉及到那么多方面，绝非一个调研就可释之，也绝非一个结论就能概之。要改变这种状况或改善这种状况，有的要加，有的要减;小加即加，大加靠乘;小减即减，大减靠除。小加小减，大乘大除，加减乘除，力求合理，只求交上一份答卷，是否合格，诚望读者评说。

一、医疗资源 倒塔会倒塔

谈到医改，不能不说到卫生资源和医疗资源。

卫生资源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卫生行业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称。亦可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前者指卫生人力物力财力的有形资源，后者指医学的科技、信息、教育、政策、法规等。卫生资源配置是指卫生资源在卫生行业(或部门)的分配或转移(流动)。其合理配置对于卫生事业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医疗资源指提供医疗服务各要素的总称，包括与医疗相关的机构、床位、设施、装备、经费、人员、知识、技术和信息等。医疗资源配置是指政府或市场将医疗资源公平并有效地分配到不同地区、部门、领域、项目、特别是人群中，使之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投入量和利用量要与服务的人群量相适应。

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的数据，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2013年底，我国有医疗卫生机构97.44万个，其中医院2.47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1.54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3.12万个;卫生人员979万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21万名;床位618万张。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4.55张、执业(助理)医师2.06名、注册护士2.05名。2004-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由每年39.91亿人次增加到73.14亿人次，年均增长6.96%，住院人数由每年6657万人次增加到1.91亿人次，年均增长12.42%。可以这样说，中央国家政府和医疗卫生战线的同志们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力气，在医疗卫生事业、全民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平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40岁，现在到了76岁，就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证。

但是，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过于集中，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协调等依然突出。1979年至今的27年中，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医改，但“看病贵看病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相比，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有待提高。二是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影响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公平与效率。

(一)医疗资源配置城乡差别巨大

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即农村医院病人稀少，门可罗雀，人迹罕至，而城市医院病人拥挤，门庭若市，人满为患，病人来回奔跑在高铁上。大家知道，春运是最令人头痛的事，但那只有几天时间，而医运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总体来看，占我国总人口约30%的城市享有超70%的医疗资源，而占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不到30%的医疗资源。

1.医疗设备。大城市三级医院集中了我国80%的高精尖医疗设备，而在广大农村很少有这样的设备，多数的乡村卫生室只有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计)。比如CT，87%集中在大中城市，分布在县级医院仅占13%。万元以上的医疗设备，县以下医疗单位的拥有量不及市以上单位的40%。

2.医疗床位。我国用于治病的医疗床位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1998年，城市每千人口床位数为6.08张，而农村仅有1.1张。随着近20年来城市大医院使劲扩大规模，增加床位，这个比例已出现大幅上升。比如郑大附一院，医院床位数对外公布已过7000张，实际数字可能比此还大，称之天下第一院，年医疗总收入达75亿元之多。对此，国内外颇有微辞，贬其为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说句公道话，其实全国的大医院都在扩张，只是不如那么超大，于是枪打出头鸟而已。

3.医疗经费。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8659.9亿元，其中城市卫生费用占了72.6%，而农村仅占27.4%。时间过去10年，这个比例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4.医护人员。与发达国家比，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护士数相对较低，而执业(助理)医师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为45%;注册护士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为10%。而在我国农村，上述两个数又是低中更低。2003年，我国的医护人员，以市为统计单位的千人口医生数为2.08人，而以县为统计单位的千人口医生数仅为0.97人。农村地区的医生不仅数量少，而且学历低。在大多数乡镇的卫生人员中，只有中专或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达81%，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者仅占18.7%，但在市县以上医院，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者达84%，中专及高中以下学历者仅占12.5%。大中城市医院多以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为主。上述这种情况最近几年不仅没改善，差别反而在加大。

(二)原因

1.医改将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医疗卫生事业。这种做法其实是政府把本属公益事业的医疗卫生变成了市场经济。政府对医疗一是不给，二是不管。所谓不给，不是说一点不给，即投入越来越少，甚至断奶，如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卫生总支出为1000亿元，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3%，即87%靠医院自己挣。医院为了发展自己，只能走自我发展之路。所谓不管，不是说一点不管，即政府监管失控，为了养活自己、发展自己，不同医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养活自己，拼命争夺人才，东部到西北引，西部到乡镇引。为了养活自己，想方设法购设备、变环境、推品牌。这样做，确实使有些大医院的规模、软硬件和基础设施大幅度发展，医疗技术也逐渐接近国际水平。但大多数医院的管理者实际目的是为了多挣钱，最终把上述这些发展成本转移到患者身上，出现乱收费、高收费。医院要从病人身上多挣1元钱，病人要多掏4.3元。最后的结果是使医院的公益性大大减弱，甚至消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营性逐渐开始，并不断增强。在市场驱使下，本该使医疗资源的投入量、应用量与人群量相一致的政府管理造成失控。由于市场经济引入，使城市与县乡镇人口本来是正塔型分布，变成了倒塔型分布，导致大量的农村患者涌进城市大医院。

2.医院的等级评审。我国的医院等级评审始于1989年，1998年发现问题叫停，到2011年又重启评审，经历了摇摇摆摆、是是非非27年。本意是想提高各级医院的水平，但到最后却事与愿违。为何大家都不惜一切代价，争评高等级医院呢?因为评审级别越高，收费标准越高，可以购优质设备，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和病源，结果使三级医院的医疗资源规模高速膨胀，三级医院的床位数、员工数、业务收入、诊疗人次数、入院人次数等各项指标占全国医疗机构的比例大幅上升，仅2010-2013年间三级医院数量在全国医院中的占比从6.1%提高到7.2%，医师数占比由32.3%提高到39.9%，医疗收入占比由52.2%提高到58.3%，诊疗人次占比由37.3%提高到45.2%，入院人次占比由32.5%提高到38.9%。7%的医院集中了45%的医院诊疗人次。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村卫生室的作用逐渐淡出，例如北京的村卫生室诊疗人次占比已从2004年的7%降低到2013年的不足2%。导致凡是医院都在想方设法不惜造假，争评三级医院。不但出现盲目评审，造成资源浪费;标准不一，结果遭到质疑;而且拔苗助长，增加医护负担。这样做强化了医生作用，弱化了医院功能。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医疗资源城乡间不合理配置越来越严重。

3.农村人口由于经济改善，收入多了，舍得把钱花到治病上。过去是小病养，大病拖，现在有了钱，普通病也要到大城市医院去治。而且受世俗的影响，好像不将老人送到大城市医院看病就是不孝，到了大城市不到大医院也是不孝。有的还说，让亲人死都要死在大医院，送到那里死了也甘心。

(三)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目标

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目标是医疗服务对公众的可及性(Access)，其政策制定和具体执行都要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来展开。其中在经济层面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1.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否满足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Availability)，即对不对得上。比如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其产生的疾病谱和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资源的类型、数量、组织和运行模式都要作出相应的改变或创新。又比如，病人到大医院看病，他患的是疑难杂症，需要具备整合医学知识，或多学科合作的医生诊疗，但目前城市大医院专科细划、专业细化、知识碎片化，一句话太专，现在不只是病人到医院找不到合适的医生，而是医院的医生病了找不到合适的医生。

2.资源对于公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即够不够得着。比如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城镇化，由此产生的医疗需求在数量、质量和区位等方面的分布也应发生变化，高铁等交通工具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拉近了公众与医疗资源的空间和时间，改变了过去的可达性。

3.公众(包括社会医保)的支付能力能否承受医疗服务及相关费用(Affordability)，即付不付得起。比如新诊疗技术促进了医疗服务的跨越式发展，使诊疗水平大幅提升，同时医疗收费也大幅度提升，所有患者都希望得到最先进的技术，最昂贵的药品，最优质的服务诊疗。社会医保体系虽在迅速发展，但在使用率、可持续性方面已受到严峻挑战，很多地方医保基金已出现入不敷出，出现亏空现象，政策上推行的“分级检诊”成为“守门人”的体系，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4.医疗资源配置、组织运行是否能被高效利用(Accommodation)，即用不用得完。供大于求，供大于需，出现无需求供给，大量设备闲置浪费，大量人员闲而无事。几乎所有大城市的CT、磁共振等大型医疗设备都供大于求，为了增加使用量获得效益，各医院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争夺病人。

(四)建议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与公众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动员城市医生下乡多点执业或强行分级诊疗只是暂时的办法，而长久的战略应该是国家通过加大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来尽快下大力气改变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这种不合理是长期社会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难题。人群分布的正塔型与医疗资源配置的倒塔型，已很不相适应，倒塔不会稳定，时间长了会倒塔。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这要下大功夫，要不断下功夫，要长期下功夫。其策略是塔尖要遏制，做减法;塔身要壮腰，做加法;塔基要夯实，做乘法;总体来讲是做好除法，加减乘除，重新调整资源的分布，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或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1.加大基层医院的经费投入，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软硬件设备。

2.提高基层医生的工资待遇，培训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鼓励大医院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

3.建立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指按疾病的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负责不同疾病的诊疗，各有所长，引导患者有序就诊和转诊。医保要制定政策，引导按级报销，即同一疾病越是基层报销率越高。

4.限制大医院规模，规定大医院职能，大医院的重要功能应是诊治下级医院不能诊治的疑难重症;大医院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搞好医学研究，为医学发展贡献才智;大医院的第三大功能应该是培养基层医院的医生，使之不断提高水平。

5.基层医院医生除诊治常见病和多发病外，重要的是担负社区普通人群防病知识的宣讲。2006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1991-2000年中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从73.8%上升到80.9%，死亡近600万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大多由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改进生活方式，80%的心脏病、中风、Ⅱ型糖尿病、40%的癌症都能预防，单纯的医疗技术不能改变慢性病的生存质量，但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最佳途径是实施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目前的状况是，比如中风，基层医生没病人看，还不愿意去做预防工作，而大医院医生病人太多，没时间去做预防，最后是等着中风来就诊。这正如长江决堤不是去堵堤而是去抢救被淹的千家万户。

二、卫生法律 正塔靠立法

60多年来，我国卫生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涌现出了不少问题，旧的还没解决，新的又不断涌现出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不但会影响我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产生局部或全国性的卫生危机，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医疗卫生政策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今天这样改过去，明天那样改回来;这个领导说这样改，那个领导又说那样改，改来改去等于没改。现在把医改称为试水期，现在才在试水，那过去做的那些要不就是没改，要不就是没改成功。其本质问题还是卫生立法问题，要不就是无法可依，要不就是没有依法办医。

(一)卫生立法不健全

我国现有的卫生立法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推动出台的。中国大陆卫生立法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恢复卫生法律框架，着力加强公共卫生立法建设”，和90年代“充实医疗领域卫生立法”的基础时期，到本世纪进入了一个相对综合平衡的全面发展时期。目前大陆卫生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卫生立法对社会回应的有限性和立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导致很多亟待规制的方法还在以政策替代法律，一些领域甚至还出现规制真空。

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多以国际公约和宪法为指导，由于国情不同，水土不服，不能全盘照搬，只能为我所用，因此形不成系统，仅散见于国内法律之中，专门性的卫生法律目前只有14部。存在母法缺失，协调性不佳，精细度不足和立法滞后等问题。因此，政府在卫生立法方面要加大立法，加强立法，加快立法，这一方面，要做加法，最好是乘法。

(二)卫生立法与卫生行政不规范

国际上先进发达国家，不仅卫生立法健全，而且行政执法规范。就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他们将卫生法律规范体系划分为卫生行政组织法、医政管理、食品卫生、全民健康保险、药品管理、疾病管理、国民健康、卫生政务、生命健康权益及特殊人群权益保护十个子系统，其结构树完整，分类科学合理，内容全面具体。比如医政管理，内容详实具体，甚至连各分科专业人员都有其特定法律约束其行为。比如《语言治疗师法》、《呼吸治疗师法》、《听力师法》，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差距。

我国人大卫生立法部门少，履职的多为退下来的干部，没有立法的经验，又不是专职，不仅忙不过来，也忙不出质量。外国的拿来又水土不服。特别是我国医药食品、国境卫生检疫、职业卫生、医疗保障、劳动卫生等分属到国务院不同职能部门主管，大家都是正部级，谁都不去管，还谁都说了算，责任高度分散，缺乏总体协调，要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卫生法》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而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是2014年7月23日在“行政院”的组织下，由原“行政院卫生署”的21个单位加5个所属机关，即内政部社会司、儿童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国民年金监理会以及“教育部”的国立医药研究所共同合并而成，合并以后的新机关“卫生福利部”事权统一，下辖6个三级机关(构)，即疾病管制署、食品药物管理署、健康保险署、国民健康署、社会和家庭署以及中医药研究所。在此期间，中国大陆也有变化，就是将原国家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形成了卫计委。

因此，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首要是理顺卫生行政法律应包涵的内容，并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卫生法》。在此基础上，按法定原则，对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整，赋予调整后的卫生行政部门相应职责和权利，一切为公共健康权服务。在这一方面，有的要做加法，有的要做减法，加是为了增强某些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减是为了排除某些部门的干扰，加减相宜共同维护规范执法的和谐环境。

(三)卫生立法与卫生经费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政府实施政策的根据和工具，也是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手段。我国医改的近期目标，简而言之“让穷人看得起病，让富人看得好病”。涉及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因素很多，群众的意见也很大，争论的焦点是保证社会公平和兼顾利益平衡，也就是说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的公益性事业，这一点是讨论医改的根本和前提。

尽管财富不是衡量医疗制度的绝对标准，也就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没有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而且是大投入，那医改的成功是万万不能的。

从数据上看，2012年中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仅占GDP的5.1%，不但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而且比低收入国家的也低(平均6.2%)，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都分别达到9%和8.9%，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为GDP的8-10%。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GDP比这些国家显著下降，所以人均医疗费用也就相较锐减。

中国对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4.51%提高到2011年的5.35%，仅提高了0.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从2008年2.28%提高到2011年的3.18%，只提高了0.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说明这几年政府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例不大，政府投入少，百姓交的就多。2011年中国百姓个人卫生现金支出占年总支出的34%，即34%的钱用去看病了，说明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不是空穴来风。

政府投入少，医院钱不够，会导致医疗水平下降;政府投入少，医院为挣钱，会导致医院性质改变(政府只给公立医院职工发5-10%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够发退休职工的工资);政府投入少，地区不平衡，导致好医生迁往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病人只好到发达地区看病。病人本来就穷，越来越穷;医院水平本来就差，越来越差，越穷越差，越差越穷，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国家卫生部门或中华医学会组织专家扶贫，当地连专家住宾馆的房费都交不起，院长们经常怨声载道。

关于卫生经费的投入，无疑是要做乘法，每年做那点小加法不够，要像教育经费投入那样，来点大的，来点硬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的根本状况。

(四)卫生立法与资源配置

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是目前医改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大难题。各级政府都试图下大力气解决这个大难题，为何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甚至越演越烈呢?其根本办法就是要立法，依法办事，光靠行政手段，光靠开会、讲话、发文件难以奏效，而且不可持续。在这一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加减乘除，分别进行。

比如，医科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基层医院工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电视报纸上偶尔宣传几个典型是有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要考虑待遇和前途问题。光靠精神鼓励对少数人是可以的，月收入相差个几百元，暂时的奉献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于大多数人，如果城乡间月收入相差了上千元，而且一去基层就回不来，这个没有法律保障是行不通的。前几年树的那些典型，也变味了，要不就是当了官，不从事医学了;继续从事医学的也回到了城市，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典型走了再树典型，典型复典型，典型何其多，哪个能留住，谁也不好说。

比如，伤医辱医事件几乎每月每天都在发生，抢救生命的人还被剥夺生命，这是不可容忍的。这些杀医生的本来是刑事犯罪，应予严惩，但我们缺少相应的法律，只有公安部和卫计委的规定和通告，所以屡禁不止。这些都是要用法律为武器、为手段才能解决，才能有法可依，依法行医，依法护医。

又比如分级医疗，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国外成功的经验。但农村的老人病了，不管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子女都要送到大城市大医院去治，反正回来可以在医保报销，这样做才放心，才孝顺。甚至有的子女把老人送到大城市但没送到大医院那都叫不孝，既有他责，也有自责，终究造成城市医院人满为患。这个没有法律的引导是不行的，怎么让乡镇医生成为治病的看门人与中转人，怎么成为防病的守门人与报告人，这是要有法律来做保证的。

再比如药品价格，这是老百姓、医院、药商乃至整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普遍认识都是医院把钱赚了，坑了老百姓。其实从药厂到患者，医院只是最后一个环节，所得利益平均也就15%，而且还有用工、保存及损耗。多数的钱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医药分开的探讨历时已久，个别地区已在实行，国家也为降低药价做出了很多和很大努力，但不得不说，这方面的政策决心不坚决，方案不彻底，配套措施没跟上。不压药价百姓不高兴，压低药价公司不高兴，医院在中间当受气包，不仅两头不是人，而且药品零差价，医疗技术收费没有增上去，医院收入锐减，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本来实行药品零差价前政府说要投入补上医院损失，过几天又说话不算数，要压的压下去了，该增上来的没增上来，很多小医院已到了难以维继的状况。市场上呢?假药劣药频现，很多救命药停产断售，加之社会反应强烈，医改始终不出成果，上出政策，下有对策，全国药品行业一片混乱。最近国家又全面放开药品定价，不知又要引来什么后果、多少后果。

商务部一项报告指出，发达国家80%的药品在药店销售，医药流通主渠道在平价药店，法国为85%，德国为84%，美国为74.9%，但中国80%在医院，仅20%在药店。

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靠三个方面，医疗服务收费、政府财政拨款、药品耗材加成。现在医疗服务收费很低，政府拨款只占经常性开支的7%，多数医院，特别是小医院主要靠药品加成收入，甚达医院收入的70%。如果取消以药养医，取消药品加成，政府投入又不增加，只剩医疗服务收入，后者比例大了病人有意见，比例小了医院无法维继，更谈不上发展，医院总不能负债经营，这些都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而不是摇脑袋办事，拍脑袋决策，领导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不是个别试点的经验就可以代替的，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有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绩，让他们医院的院长到处讲办院的成功经验，我说他的经验不可靠，为啥?那个院长的孩子大学毕业后都不回他的医院工作，他的父母病了都是送到别的医院去治，而且他讲经验也是为了调到别的大医院去当院长。

所以，在卫生立法方面，总体来讲，要做好乘法，选好每一个乘数，即涉及到卫生方面的所有因素;当好乘号，也就是加大立法，加强立法，使之形成一套完整的相关联的系统的卫生法律法规，确保人民的健康。

三、疾病预防 上医治未病

我国经过解放后60余年的艰苦努力，急性传染病从解放初期的20000/10万降到1998年的203.4/10万。根据全国法定报告，从1970年-2013年我国传染病的发病率从7000/10万降至473.81/10万;死亡率从20/10万降至1.23/10万。全国平均期望寿命从1950-2010年从35岁增至76岁，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降至13.1‰，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8.8/10万降至2014年的21.2/10万。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100%县级以上疾控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基层卫生机构，实时网络直报由过去的平均五天到现在只用4小时。在上述成绩中预防工作贡献率达77.7%，传染病防治贡献率3.59%，意外伤害贡献率5.87%，孕产妇保健贡献率3.61%，但慢病防控却为-1.73%。

(一)慢性病的防治刻不容缓

据估计，中国目前有2.5亿人患有不同的非传染性疾病，WHO发布的《2014年全球非传染病现状报告》，2014年全球共有38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42%即1600万人是可以避免的过早死亡。而2000年这个数字才为1460万人，3-4年间增加近2500万人。具体到中国，大约每年有超过300万人在70岁前死于心脏病、肺病、脑中风、癌症、糖尿病等，目前中国的慢性病死亡人数已占总死亡人数的86.6%，慢病负担占全病负担的70%以上。2014年中国人均GDP46531美元，而慢病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4848亿元(其中还不含医药费)。2010年中国慢病的直接经济负担达2114亿元，占卫生总经费的10.6%，其中直接经济负担占56.5%，达到4848亿元。如果照此下去，20年内40岁以上带有一种慢病的人数将翻倍或者三倍。

1.肿瘤

据WHO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报告，2008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约12700万人、死亡760万人，现患癌人数达24600万人，增加93.7%，死亡984万人，增加29.5%;预计到2030年全球癌症死亡人数将达1150万人。2010年肿瘤死亡占总死因已达26.33%，即每死4个人就有一个是肿瘤。

据我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统计年报》，我国每天新增肿瘤病例约8550例，即每分钟就有6人被诊断为肿瘤。全国肿瘤死亡率达108.54/10万，每年因肿瘤死亡达270万人，平均每天有7300人死于癌症，即每分钟有5人死于癌症。排在前五位的死因分别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其中有4个是消化系统肿瘤，消化系肿瘤占肿瘤总发病率的56%。2014年，WHO国际癌症中心报告，2014年中国新增癌症307万，占全球的21.8%，死亡220万，占全球20.9%，其中肝癌和食管癌都各几占一半，非别为51%和49%，真正成了世界第一癌症大国，其在城市为第一死因，农村为第二死因。

国际癌症研究者预测，如不采取措施，中国2020年患癌数将达400万人，死亡人数将达300万人，到2030年上述数字将分别达500万人和350万人。目前已呈双率双升现象。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预计，2014-2030年中国癌症治疗支出可能高达5.6万亿美元。中国CDC最近一项报告确认，每天至少有60万中国人饮用被污染的水。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让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60%的中国癌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欧美发达国家癌症5年生存率已达60-70%，而中国仅为30.9%，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癌症谱不一样，像肺癌、结肠癌，欧美和我国都多，除此之外，欧美主要是乳腺癌、前列腺癌，好治;而中国主要是肝癌、胃癌、食管癌，难治;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经济条件好，肿瘤普查工作做得好，因此，发现的病例比我们要早，治疗效果就好。

2.老龄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60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社会。据2010年我国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60岁以上人口达1.78亿，占总人口13.26%，65岁以上1.19亿，达8.87%。据报告，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4.1%，说明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2.4亿，其中80岁以上将达4000万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人将从6亿增至20亿，而中国将从2亿增至4.8亿，将成为世界第一老龄人大国。

人老了，正常的生活自理能力逐渐出现困难，有统计，城市老人共达35%，其中生活自理困难者17.5%，部分自理困难8.1%，完全不能自理者9.4%。

人老了，病来了，比如老年性痴呆，普通人口的患病率达6.25‰，1990年才193万人，到2000年达371万人，到2010年高达569万人，20年间增长了3倍。

3.糖尿病

目前中国糖尿病病人在急剧增加，从1994年的2.5%到2008年的9.7%，到2012年达11.6%，不到20年增加了4-5倍，即目前我国有1亿糖尿病的患者，将成了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美国糖尿病协会不得不将糖尿病诊断指标空腹血糖提升为≤7mmol/L，餐后血糖提升为≤11.1mmol/L，糖化血红蛋白≤6.5%，尽管这样全球每年仍有500万人死于糖尿病或相关疾病，花费高达5500亿美元。

4.肥胖

1992-2002年10年间，我国0-6岁幼儿超重和肥胖率从3.9%升至5.4%，增长率达31.7%。从1985-2010年近30年间，我国学生肥胖检出率增长32-154倍。真正成了世界第二肥胖大国(美国第一)。

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调查，与近视有关的视力不良的检出率7-9岁占34.83%，10-12岁56.56%，13-15岁74.37%，16-18岁高达83.31%。将来仅视力不合格一项就可以把征兵的适龄青年排除84%，可能将来将无兵可征。

5.职业病

我国共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每年新发2万个职业病人。比如噪声性耳聋，2014年就达2013年的1.14倍。又比如尘肺，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职业病共计749970例，其中尘肺676541例，死亡149110人。2000年发病报告1000例，到2010年一年发病20000例，到2013年达23152例。据2009年统计，尘肺所致经济损失达1845亿，占当年GDP的5.5%，其中直接经济损失25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1595亿元。由于我国职业卫生覆盖率不全，所以保守估计，我国实有尘肺病例达600万例以上，上述数字仅为实际的10%，说明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职业病大国。目前的环境恶化还在日益加重，如处理不好，问题将越发严重。不仅会导致慢病的发生，而且会导致急性传染病的出现。

从1977年至今，全世界已发现40种新的传染病病原，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冠状病毒等，其中我国从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到2014年全国共发现艾滋病患者529158例，其中死亡116882人。

6.出生缺陷病

目前，全球有近7000种病被确定为罕见病，约占人类疾病的10%。以中国人口基数计算，每种罕见病约有2800人，以目前全球公认的6000种罕见病为基数计算，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应为1680万人。

目前，我国为出生缺陷高发国，每年有90万新发出生缺陷，平均每200个胎儿就有3个发生出生缺陷。1996年发病率才68.66/万，到2013年升达102.16/万，增长率达48.79%。1996年发生率为5‰，到2012年已达20‰，增幅近400%，各省“婴儿安全岛”因婴儿越来越多几乎快关门。

广州市婚检率2003年为93%，到2013年骤降至7%，部分地区仅为4%，河北省婚检仅为17.61%，还有36个县为0%。

全国儿童福利机构2013年共有工作人员1.1万人，而服务对象高达57万人，即每个职工要服务51个儿童。

目前，我国正在从温饱走向过饱，据WHO统计，对健康的影响，遗传因素占15%，膳食营养13%，社会因素占10%，气候环境占7%，其他后天因素(运动、生活习惯)47%，医疗因素占8%。

美国经过20年研究发现，90%的人通过健康管理和教育，可降低医疗费用10%。WHO的研究表明，向预防保健投1元，可节省医疗费8.59元，同时可节省100元的急救费。

美国2012年，健康服务业是第一大产业，卫生总费用达2.75万亿美元，占GDP的17.9%。中国亚健康超7亿人，60岁以上老人超1.78亿，每年医院门诊量达数十亿人次。2012年卫生总费用才占GDP的5.3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70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岁，需健康产业投入1.35万亿美元，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每提升平均期望寿命1岁，健康产业需投入3000亿美元。

中国慢病防治形势严峻，慢病死亡占总死亡的85%，高出世界水平20个百分点，全国高血压控制不足10%。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心脑血管病、高血压、代谢病死亡人数及死亡率都在明显下降。

(二)建议

1.建立系统完整的国家健康管理体系，负责全民健康教育及实施的保障

增大全民健康的经费投入，负责保障全民健康的立法及实施，指导全民健康的群众活动，监督各级政府对全民健康的贡献。这一方面要做加法。

2.建立医学健康教育体系，视医学健康教育为必修课

成立国家及省级医学健康教育学院，培养健康教育的专业人才。将预防医学健康常识编成儿童读本，作为教材纳入小学读本、初中读本、高中读本，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进入课堂，中小学要设专门传授健康知识的教师，要教导中小学生参与到某些健康安全知识的公益活动中去，寓教于乐。这一方面要做乘法。

3.健康监测软件与便携式设备的研发

各级政府都应在相应地方设立保健养生场地。政府可拨一部分项目经费或民间人士自发组织开发一些健康管理相关的APP软件，或小游戏，或诸如健身手环之类随身携带监测健康的小物件，供广大手机党免费下载或应用。这一方面要做乘法。

4.利用医疗公益活动的名人效应

积极动员演艺圈、商界名人乃至政府要员参与到预防医学的公益宣传活动中来，利用名人效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医疗及健康的重视。这一方面要做乘法。

5.利用电视、电影文化产业的宣传视角，确立传媒、广告宣传健康的义务和责任

电视、广播、电影等传媒负有专门宣传保健知识的责任和义务，中央和地方媒体应有专门频道或栏目负责健康教育，形式要多样化、通俗化、科学化，传媒中涉及到健康的广告，其收入的大部分应回纳入医疗卫生保健宣传中。美剧《豪斯医生》、《实习医生格雷》让剧迷们明白了医生在来来去去中找到了治疗的关键，允许误诊才能造就神医。三年前国内播了《心术》反响强烈，暑期播的《滚蛋吧，肿瘤君》普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胸闷、咳嗽、晕厥、骨穿等医学词汇。但大众电影电视剧需要经医生审察才能公开播放，以免引起误导。这一方面也要做乘法。

表1 我国婴儿死亡及期望寿命

四、医学研究 源头供活水

医学研究的水平不仅可以直接反应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也能反应这个国家的综合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在医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研究人才不够强

医学研究虽然需要研究设备、研究经费，但最根本的是研究人才。党和政府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但由于目前的科研环境太过功利，学术氛围缺乏活力，对人才的尊重未得到根本改善，其结果是即使留住了人，但留不住心，要么就是干得不痛快，要么就是走人。

(二)研究模式不够新

我国目前在医学领域的研究特点是紧跟欧美发展步伐，以模仿推动发展，“跟进为主，模仿为重”，习惯并满足于填补国内空白，争当国内领先，其实医学研究光国内领先是不够的，应该争世界领先，因为目前中国的难题就是世界难题，解决了中国难题就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另外，研究方向不够集中，政出多门，研呈多道，条块分割，散弹打鸟，重复性太大，举国体制在医学研究中体现不突出，各组各的队，各吹各的号，各瞄各的靶，各指各的鸟。

(三)研究经费

我国医学研究经费长期投入不足，每年对生物和医学研究的财政投入总额约为20亿美元，不仅低于美日德英，比新加坡都少。美国NIH 2007年就达290多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政府科研投入总额的25%。美国政府对NIH的投入1947年才800万美元，1999年升至10亿美元，2000年升至170亿美元，到2007年就达300亿美元。

有关部门对69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认为中国政府对医学研究投入总体不足或总体不足部分领域过量者为56人，占82.3%，认为总体足够或部分领域不足仅13人，占17.7%，没有人认为总体过量的。

中国医学研究不仅存在投入不足，而且存在分配不合理甚至分配不公的问题。美国政府给予NIH的300亿美元的经费全由政府主导，自下而上提建议，自上而下拨经费，评审者不能去竞争项目。300亿经费中10%属NIH院里，80-84%拨到院外，6-10%为管理经费。英国的医学研究会MRC 2008-2009年度，全国的科研研究预算为31.78亿英镑，其中RCUK占31.1亿英镑，即88%。2012年RCUK的31.78亿英镑中MCR占7.6亿英镑，即23.91%。跟美国NIH差不多，其中分两个部分，一半属自身机构，另一半外拨大学或研究所。在中国，过去的研究经费分配不合理，常有人说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即领导拍脑袋说了算，造成撑死一家饿死一方。有的拿钱太多，用不完，出现科研包工头，甚至严重腐败现象。

有关部门对69位专家发放问卷征求意见，其中认为由政府来进行顶层设计，然后据此投入经费，认为益处很大的21人，认为利大于弊37人，一共58人，占84.1%，认为弊大于利，弊端很大，说不清或其他的，仅为4、2、2、3人，仅占15.9%。可见成立国家健康或医学研究所的重要性。

(四)研究效益不够大

我国医学研究的整体规模很大，但产生效益很小，表现在创新能力低，反馈社会效益少，科学意义不够大，不仅难以回答真正的医学难题，也很少能为解决临床难题提供思路和方法。据Elsevier报告，自2004年起，中国的全学科科研产出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医学研究产出量在全学科中仅占7.9%，远低于美国的20.5%，日本的17.5%和法国的16.5%。我国在工程、物理学、数学等领域的活跃程度已达国际最高水平，环境科学与国际平均水平持平，其余临床科学、医疗健康、生物科学、社会学、商业和人文等6个领域则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这后6个领域中，有2个直接是医学领域，其余4个直接与医学有关。说到底就是医学或与医学直接相关的领域目前都还十分落后。2004-2013年我国发表SCI论文共达28.02万篇，占世界第5，但篇均被引频次仅为8.04次，远低于全球的14.11，尤以临床医学、精神病与心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免疫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较弱，学科发展很不平衡。

据Thomson Innovation(TI)平台专利数据库显示，2004-2013年我国医学专利数是世界第一，但代表高质量专利的国际三方专利很少，如以2000-2008年间比较，美国1512件，日本601件，德国356件，我国仅30件。

有关部门对69位专家发放问卷调查，将效益分成5个等级，1分最差，5分最好，其中认为1分的14人占20.9%，2分的占30人即44.8%，3分的占22人，即32.8%，4分的占1人即1.5%，认为5分的一个都没有。

(五)研究评价不够准

目前我国采用的医学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很大问题，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已成常态。有人对69位专家发放问卷，其中认为当前评价系统有很好促进作用的仅6人，即8.7%，有一定促进作用的36人，占52.2%，不能促进甚至阻碍者24人，占34.8%，没有选择的共3人占4.3%。

所以总体来讲目前我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投入不足难以足衣食，条块分割难以成方圆，评价失常难以引正道。

(六)建议

1.加大政府投入。大幅度提高医学研究的投入，最好能达国家对科研总投入的10-20%。这方面要用乘法。

2.整合管理制度。整合成立国家健康研究院，分地区、分领域成立优势互补的若干国家研究中心，负责国家对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实施监督和效果评价。撤销层层设立的光花钱，不出活，人浮于事，几十年保持旧貌不长进的研究单位。这方面要用减法。

3.建立研究队伍。广育人才，广纳人才，形成医学研究的国家队伍，像两弹一星一样的组织形式，攻克医学难题。这方面要用乘法。

4.发挥举国体制。像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及抗疟药等的研究策略，集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医学研究大成果的产生。这方面用乘法。

5.改革评价机制。重新制定评价体系，反对唯论文论，加强和引导科技成果的转化，使医学研究成果落地。这方面加减乘除都要用。

表2 2013年中美GDP与医学研究(MR)投入比较(亿元)

五、人才培养 看病靠医生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教育形态始终影响着医学的教育和发展，最开始是“自然状态”的医巫同源，巫医通过自身对于自然和生命的参悟学习来总结生活生产中的治疗经验和草药知识。继而发展成“线性状态”的师徒传承，师傅通过言传身教将医学知识和技术单线传输和讲授给徒弟，再由徒弟发扬光大，不断创新。到现在“标准状态”的学院培养，教材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集中学习和规范培训，让医学的传播突破阶级的局限，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医学，也让更多的人得到医学服务。总体来讲，医学经历了“经验医学”、“科学医学”，现在到了“整合医学”的时代。

医生

(一)医科院校设置及招生

目前美国有129所院校在从事医学教育，其中公立有78所，私立51所，2002年全年招生19456人，2014年增至27129人，增长率达39%，增加招生人数的理由是：①美国人口增长;②医疗需求增加;③人口老龄化增加;④医生老龄化增加。

英国目前有33所医学院，全为公立高校，在英国主要按照社会需求招生。2013年招收医学生减少20%。

我国本科医校共有304所，其中开设本科专业的177所，年均培养本科生7万人左右，专科医校共有368所，开设临床专业的有367所，实际开设专业的108所，年均培养专科生3.7万人左右。

(二)医学人才数量不足

从2002年至2013年，我国医务人员从3.41人/千人增至5.27人/千人，年均增幅4.04%，其中执业医师从1.47人/千人增至2.04人/千人，年均增幅3.02%，护理人员从1.00人/千人增至2.04人/千人，年均增幅6.07%。其中从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卫技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年平均增幅为6.21%、4.21%和9.94%。另外，执业医师本科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32.5%上升至2013年的47.7%。上述数字表明我国卫生人员数量由于教改的扩招使其在数量上有大幅提升，这是一个喜人的数字，但与世界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从数量上还有差距。

1.国内外比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2011》表明，2000-2010年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欧美各国达30-49人，以古巴最多，达64人，而中国只有14.6人，排在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64位。这表明，中国的医务人员比世界的少。

2.城乡比较

据2013年统计，我国执业医师(包括助理医师)城市为3.39人/千人，而农村仅为1.48人/千人，注册护士城市为4.00人/千人，农村仅为1.22人/千人。总体比较，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仅213.8万人，占全国卫技人员的29.6%，比2010年，即3年前的数字(32.6%)还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的医务人员比城市的少。

3.城乡学历比较

据2013年统计，城市(含社区)的医师，本科学历及以上者达37.1%，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的医师，本科学历及以上者仅为11.9%。普遍存在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的三不问题，造成广大农村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奇缺，全科医生、医技人员、公共卫生人员也缺乏的现象。这表明，农村的医生学历比城市的低。

(三)培养数量骤增，培养质量骤降

从1998年-2012年，医科招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达15%，15年间增长7.1倍，特别是1999年，这一年就比上一年增长42%。2012年，医科大专以上招生人数高达58.7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人数的7.7%。其中中医生为6.5万人，占11%，西医生52.1万人，占89%。西医生中，从事护理的为19.7万人，从事临床的18.5万人，药学的5.3万人，公卫预防1.3万人，其他7.3万人。

在2012年医科招收的29万人中，本科为22.8万人，硕士5.5万人，博士0.9万人。从1998年至2012年期间，医科招生年均增长数专科为20.2%，本科11.0%，硕士18.1%，博士12.1%，专科明显高于其他学历。在2012年专科招生人数超过了本科，居各学历首位，专科生多了，整个医学生的素质下降，特别是有些省份合校后，本来水平高的医科大学被合进综合大学，招生特别在本省的招生受到大幅度限制，该省过去是中专或大专的学校一下升为医学院或医科大学，并大量扩招，不仅扩招二本生甚至扩招大量三本生，进一步加快和加重了医学生基本素质的下降，所以大量的医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再从事医学，去从事药品营销甚至其他非医学行业去了，造成医学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1998年至2012年间，招生人数在西、中、东部地区还导致了人为的差别。比如1998年，与西部比较，中部多招了1.2万人，东部多招了2.3万人。到2012年，与西部比较，中部多招了6.9万人，而东部多招了11.4万人，不仅中东部来源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到西部工作，西部到中东部学校读书的学生更不愿回西部工作，进一步加大了中西部医疗资源配置的差距。

另外，由于医学高校大量扩招，超过了其教学资源，使得教学质量普遍下降。比如师生比例大幅下降，与1998年比较，2012年每百名学生配专职老师数由近13人减至5人，下降率为62%。过去学局部解剖每4个人就有一个尸体，而现在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一个尸体，有的学校甚至无人的尸体做解剖，改用动物尸体代替，甚至连动物也供应不起，改用多媒体图像代替。

由于上述原因，多数考生，特别是医务人员的子女已不再报考医科院校，造成很多医科院校招不满名额，就以近几年在广东招生的几所院校为例：

2010年，协和医科大学拟在广东招生10名，投档仅4名;广东中医药大学拟招1808名，实投674名。

2011年，协和医科大学缺额15名，哈医大缺13名，沈阳药科大、温州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均出现缺档。

2012年，协和医科大学在广东招生5人，只1人上线，分数568分;广东中医药大学拟招1803人，只投485人。

2013年，广东中医药大学拟招1322人，只投776人;南方医科大学拟招58人，只投47人。

这只是在广东一个省的例子，其实全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上述状况，特别让人费解的是2015年，河北省对口招生医学本科线是429分垫底，比兽医专业554分低了125分。

本来医学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为何招致如此冷遇，据2015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指出，据2014年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医务人员不希望子女学医。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方面。

1.毕业后待遇低，意即清苦。根据《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4年本科毕业半年后收入最低的是医学生。2015年北京市发布一则调查报告称，本科毕业后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工学3940元，最低的是医学3208元。2012年广东省的统计数据，医学类毕业生就业薪酬最低，其就业率在本科毕业生中只排第三。2015年2月，我国全面启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即本科毕业后还要进行三年正规化培训，这也使医生的培训成本，也就是受教育成本增大。最近又提出还要进行2-3年的专科培训，使教育成本再次增大，一个医学生本科毕业后要到34-35岁才能独立行医，引起业界广泛异论。按国际惯例，医生的平均工资应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6倍，而中国的这个比例仅为1.19倍，几乎只等于平均工资。

2.社会对医学和医师认同度差，难受尊重，意即受苦。在古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皇帝、丞相紧接着就是医生。在国外，总统、律师紧接着就是医生，人生三甲。但在我国对医学和医生并未受到如此尊重。有的医生甚至失去尊严。

3.工作压力大，工作量大，意即辛苦。我国的标准工时数量是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而大城市的大医院统计，2014年52.7%的医师工作40-60小时，32.7%的医师工作在60小时以上。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魏文斌主任一天看门诊最多达110个病人。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待遇却上不去，据调查，认为付出与收入不相称的医生，2009年达91.9%，2011年达95.7%。

4.身体状况差，意即痛苦。据调查，25-35岁的医生有85.9%的要加班，36-45岁的有86.6%要加班，46-60岁的有83.3%要加班。在医生中认为身体很好的仅占7.26%，认为好的占22.8%，认为一般的高达55.3%，竟有14.6%的医生认为身体很差。卫生部发起过一次小样本调查，在一共4032名医生中，1/4有心血管病，近一半有高血压，40岁以上医生的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倍。

5. 医患矛盾日趋激烈，精神压力大，意即艰苦。据2014年医疗暴力统计，59.8%的医生受过语言暴力，13.1%医生受过身体伤害，未受过伤害的医生只占27.1%。

6.当医生难度大，需终身学习，意即刻苦。随着医学从“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医生不仅要用“高智商”去学习医学知识，还要用“高情商”去体会患者内心。目前，医学知识呈“爆炸式”或几何方式发展，其半衰期只有五年，这就要求医生要不断学习，而且是终身学习，不仅要求经常，几乎是每天下班后看书，而且需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或进修学习。目前国家某些政策限制医药公司支持或资助这种活动，医院不买单，医生自己买不起单，严重影响医学的发展和医生水平的提高，最后受影响的还是病人。

习近平同志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主席指的全民也包括医生，没有医生的健康，哪有全民健康。

护士

护理事业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知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但目前国家和社会对护理及护理专业人员重视不够，甚至越来越差，各种问题不断显现，如不及时解决，我国将出现护理青黄不接，香火难续，薪火难传，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护士荒”了。

(一)护理人数少，需求得不到满足

据统计，我国现有注册护士378.3万名，2.05人/千人，而同期欧美等发达国家为6-8名/千人。中国的护士不仅比国外少，比过去少，比标准也少。我国37年前即1978年就制定床护比为1:0.4，医护比为1:2-4，到现在还未能实现。一方面病床数量不断增加，医院又要“减人增效”，很多医院一提减人就减护士，这种减法导致护士绝对人数减少，而且也使床护比、医护比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待遇差，流失率严重，一项对全国696所三级医院护士流失率的调查，平均达5.8%，最高达12%。我国现有男护士仅3万人，只占护士总数的0.1%，但某国达20%，男护士干急诊、重症监护、手术、心身科的工作有其优势，但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加之男护士待遇低，难以养家糊口，流失更多。这种进来少，出去多，进一步加大了护士队伍绝对数下降，床护比、医护比更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护士缺口多达200-300万名，而且现有护士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医院，西部欠发达地区及农村医院出现奇缺。

(二)工作强度大，价值得不到认可

由于人数少，医院又减人增效，护士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明显加大，从而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一个夜班护士照看40-60名病人，已成常事。2015年3月6日-10日4天间，南通大学附院骨科24岁的李潇和河北省三院骨科22岁宋珈瑜值班后先后突发意外死亡。在欧洲，比如葡萄牙，护士在享受社会平均工资情况下，一般都是上一周班，休息一周。更为奇怪的是，在我国，很多护理项目收费物价部门不认可，多达上百项，有的项目认价太低，甚至低于成本，成了有效劳动而无报酬，反而欠债。

从上表可以计算，如果一个护士上班一天完成上述10个服务项目，医院不仅一分不挣，还要付出成本达70元，加之每天付给这个护士约100元工资，则医院要赔170元，如果一个医院有2000名护士，那就是34万元，一年就负债达1亿元以上。如果护士拣10个中唯一一个赚钱的项目做，就是冲洗膀胱，每冲一个挣0.03元，要取得100元/天工资，则每天要冲洗3000多个膀胱，即每96秒，一分半钟要冲洗一个膀胱才能挣回工资。

(三)工资待遇低，收入不抵房租饭费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三级医院护士的平均工资约3500元，二级医院约为3000元。初中毕业后未经任何医校培训的足疗师的工资为护士的2倍，月嫂的工资是护士的3-6倍。特别是在国内很多大医院，护士同工不同酬。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100余名编外护士月工资仅为272.68元，但工作2-3年编制内的护士却有3000多元。同工不同酬引发护士静坐，院方还放出话“愿干就干，不愿就算，你想干我还要裁你，对带头的人要严肃处理”。其实这也是医院没办法，入不敷出，只能欺负护士，首先欺负编外护士，如果有钱，谁不愿给她们多发一点呢

(四)建议

1.提升社会的尊重度。要在全社会宣传医学要比科学复杂，要像尊重科学和科学家一样，尊重医学和医护人员。既然生命重要，抢救生命的人应该得到尊重。在实行药品零差价的同时，应大幅度提高医疗服务和医疗技术的收费标准，要尊重医护人员的劳动。这方面要用乘法。

2.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从事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应比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资要高，从事临床医学的医生，其工资应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4倍。这方面要用乘法。护士的工资待遇，可参考国外的经验，即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相似，但可以工作一周，休息一周。其实这个待遇也就跟一般中小学老师的待遇差不多。关于工作时间要用减法。

3.减轻医护人员劳动强度。尽快尽力使之每周工时与劳动法和社会上一般职业相等。如有加班，应给予较高的劳务补助或相等的换休时间。这方面要用减法。

4.加强继续教育。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从时间、经费上切实保证医生的继续教育，以不断提高医生的诊疗水平。针对目前专科细划、专业细化，医学知识碎片化的现状，不仅要提供全科医学、MDT学习，更要加强和组织整合医学的培训和提高。这方面要用加法。

5.确保医护人员职业安全。要花大力气改善医务人员的行医环境，对伤医辱医事件要及时绳之以法，强力打击医闹事件，提倡零容忍。大范围大幅度减少伤医辱医事件的发生。这方面要做除法。

表3 国内外床护医护结构比较

表4 我国医护人员年龄结构(%)

表5 我国医护人员学历结构(%)

表6 北京市部分护理项目收费情况(元)

六、药品研发 治病靠好药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物品，用以疗伤治病，涉及到国民的生命健康;药品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制药是一种朝阳事业，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药品也是一种战略物资，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安全。目前，我国是制药大国，是世界原料药加工生产基地，但还远不是制药强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料药，把污染留在了国内;另一方面大量进口高附加值的制剂，把利润留给了国外。在目前国内的医药市场上，假药横生，药品产销苦不堪言;价格虚高，医生患者叫苦不迭;从药品研发、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药品使用都涌现出很多问题。

(一)药品很多好药不多

在中国，目前药品研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慢、批准慢、生产慢，恰如老牛拉破车。

1.研究慢

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生病吃药，96%以上是仿制外国的药品(化学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不到4%，比如青蒿素、二巯基丁二酸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并非治疗人类疾病的主流药品。在国际上跨国公司每年都有2-3个具有新化学实体的药物投向市场，比如2009-2013年美国FDA批准的新分子实体达143个，而我国批准的13个创新药均是针对已知靶点的改进药。人家是Me Only，我们折腾半天，全是些Me Too，而更多的是Me No。是我们不重视吗?不是!中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制药企业整顿前，全国药厂近万家，可谓大众创业，经过整顿后目前还有四千多家，但这四千多家产出的药品不低于1万种，光网络招商药品就近8000种，但生产总产值不及国外一家大型企业。2011-2013年全球销售排前20名的药品，中国的药品排名为0。肿瘤的死因几占全球的1/4，中国的肿瘤死因也与之相似，但在国内抗肿瘤药市场多数为跨国企业的产品，销售排前20名的药品为0。所以，符合大众创业，但非万众创新。

2.批准慢

一边是望眼欲穿的药品生产企业，目前有2.1万件正在审评中，其中有8个品种生产的厂家达100多个。重复生产、恶性竞争越演越烈。1995年，当时质子泵抑制剂PPI进入中国不久，一共只有两种，在一次武汉的消化会上，同一批专家，在上午的一个PPI卫星会上说那个PPI好，在下午的另一个PPI卫星会上又说这个PPI好，我当时当着全国学者质问他们究竟哪个好，他们很难回答。当时我作了一首打油诗，叫“萝卜青菜各人爱，要么萝卜，要么青菜，萝卜青菜都不爱，这个医生有点怪;萝卜青菜都在爱，必成临床一大害”。果不其然，被我言中，在这20年来，国内生产PPI的厂家超过100家，相互恶性竞争，造成市场混乱。

一边是不紧不慢的审评审批环节。这几年药品注册申报量陡增，每年高达6500-7000件，至2013年底在药品审评中排队等待审批的达14235件，规定审评时间不能超过7.3个月，实际上临床申请需20个月，新药上市申请要50个月，仿制药申请长达125个月，白白要等10年，药价怎么能降得下来。比如一种专利药，每吨价格6000美元，但如过了专利保护期在印度生产每吨只卖60美元，即为百分之一的价格。即使是在美国处方药中也有50%为仿制药，仅2015年就有价值770亿美元销量的专利药到期。我们应当去争，但是现在这种审评时间，需要10年，我们又如何去争，又怎么争得赢。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审评完了不用的大有药在，全国共有仿制药品批准文号16.8万个， 而上市销售的产品仅有5万多个，即2/3的批文束之高阁，正在“睡觉”。

造成药品审评慢、批准慢的主要原因有：

1.审评中心人手不够。在美国，负责药品评审的人员达5000人，欧盟为4500人，日本750人，我国台湾地区180人，而中国药品审评中心仅有120人，55名为主审审批员，每人年均完成为130个审批任务，即平均2天要完成一个严肃复杂的审批。

2.药品注册技术标准大幅提高，从而使药品审评难度及复杂性大幅提高。一个品种申报资料达100余册，重达500多公斤，需采集分析信息数据达10万余条。

3.申报价格过低。临床初审和复审费用仅为2000-3500元，药品生产批件的初审和复审仅为3500-25000元，由此造成不成熟申请，恶意排队。申报价格显著低于国外发达国家，新药申请仅为国外的1/50-1/440，仿制药申请仅为国外的1/15-1/800。

(二)虚高定价、回扣促销、贿赂成风、乱象丛生

一般临床药品价格都超30%以上，有些超过100%，甚至200%。2011年山东某药业，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规格为0.3克/支，市场价0.6元;北京市立医院招标采购价达11元，比供货价高1833%，医院零售价12.65元，价格涨幅达2108%。2010年四川某公司的芦笋片，规格为0.36元/片，每瓶36片，市场供价15.5元，但在湖南公立医院招标价达185.22元，超1194%，医院售价213元，比市场供价增长1374%。

药品虚高定价的分配(潜规则，有人亦称行规)，生产企业占20%(含税利);分销配送8%，公立医院加成15%，一共43%，剩下的都用作政府部门攻关、医院各环节打点，诱导医生开药和医药代表自得。

几乎所有的药业公司都在这些潜规则上狠下功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江苏某药厂，一线生产人员才2000人，可全国的医药代表达3万多人，为生产人员的15倍之多。为了取得销售业绩，他们组成了五个公关办：第一办叫品种办，负责千方百计申报独家产品;第二办叫目录办，千方百计挤进药品目录;第三办叫价格办，千方百计抬高药品价格;第四办叫招标办，千方百计确保各省中标;第五办叫促销办，千方百计诱使医生开药。

目前全国临床药品的促销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已达200万人以上，如按每人平均年薪20万元，则总计达4000亿元，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药品寄生阶层。如果将这4000亿元直接发给医务人员以提高工资，则每人年均可多得5万元以上。

为了解决虚高定价的问题，各级政府采取各种办法，特别是集中招标采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能解决根本问题。

2008年广东公布阳光采购，招标价是市场供货价的三倍，即同期同厂同品种同剂型同规格的98种药品，招标价比供货价平均高了3倍，医院普遍提出意见，但主管部门坚决不准二次压价。老百姓说，所谓阳光采购、阳光暴晒的结果，不是缩水，而是蒸蒸日上啊!

在集中招标过程中，同样的药品，几乎所有的医院都乐意采购价格偏高的，因为那样加成所得更多。比如2013年12月湖北省公布的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同样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山西云鹏药业为0.3克×100片，每瓶1.75元，当月采购仅1660.75元，即949瓶，但拜耳药业的0.1克×30片/盒，每盒13.23元，当月采购达52.968万元，即4万余盒，后者的包装比前者小，但价格是前者的7.56倍，采购量是前者的42倍之多。即使发生这样的情况，政府还不准二次压价，最终导致县乡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出现“二八倒置”现象，即在基本药品用药目录20%的高价药品采购量达采购总量的80%，而占基本药品用药目录80%的低价药品采购量只为总采购量的20%。如中标价23.88元的第三代某抗生素，2013年连续7个月占湖北基层医疗机构采购金额的第一名，约占湖北总采购金额的1/3，即用1/3的钱在吃这种抗生素。又如2013年上半年，安徽省卫生厅公布的县级公立医院采购药品前10位，共付19677.6万元，占11.3%，这10种药品中抗生素占8种，其余两种是改善循环的中药注射液，当时实际上网挂药品多达7355种，他们采购的10种占了11.3%，其余7345种才占89.7%。用药的品种与疾病的病种不相一致，造成这种状况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病看错了，要不药用错了，可能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公开要求医院开本省市内产的药品要超过50%以上，不然院长难过关，这样做是先逼医生开“错”药，再逼病人吃“错”药。

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如此大的问题。一是“我买菜，你买单”，招方不是用方，对用方不负责任。二是招标能力不够。三是其中可能有腐败，二次压价本来可以减少1/3甚至2/3的价格，为何不准压，定有个中因。

为了部分地解决上述问题，北京市的五家医院联合取消药品加成，价格平移至医疗服务上去，从卖药到卖服务，听说效果不错，但也需注意其他问题：①医生与药品链并未根本斩断，只是医院的那部分利益取消了。②试点医院非医保患者诊疗费大幅增加。③非试点医院的患者光来买药，检查到别的医院做。④部分医生扭曲医疗行为，该看一次看二次或多次，挣医疗费。

从2015年6月1日国家对药品取消政府定价和限价后，市场机制使药价有升有降，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乐观。

比如假药、劣药频生，低价药和救命药短缺，特别要注意防范原料药垄断，这是造成药价升高的主要原因。这在此前已屡屡发生，比如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倍龙去痱水”的主要原料药麝香草酚从275元/公斤升到了8808元/公斤。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硫磺软膏主要原料升华硫的价格从18.5元/公斤涨到了400元/公斤。又比如百姓常用的去痛片，原料药的价格从2014年10月开始增长，到2015年1月，才2个多月价格就已翻倍。从2010年到2014年，人参从160元涨至400元;蜻蜓从1600元涨至6000元;阿胶从220元涨至560元。药材贵，成药贱，只要原料药价超过成品药价，必然出假药。药材贵，成药贱，企业不产，医院不开，药店不卖，假药横生，病人没治。

(三)救命药空缺

农村常用药短缺，很多地方经常出现药荒。不少药品由于价格太低，厂家不生产，公司不配送，医院没药用。

比如治疗甲亢的他巴唑，出厂价100片为1.6元，卖给医院3元，因为利润太低，全国18个厂家一度全停生产。儿童专用药市场更不容乐观，买不到药只能用成人的药品取代，1岁孩子过敏，医生开一绿豆大小药片，还要求每次只服1/4片，真令家长为难。真是“用量靠掰，剂量靠猜”。到国外旅游的中国游客境外抢购常备药品已成一大奇观，过去是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现在是抢购儿童药品、保健品和设计装潢新颖不多见的药品。

(四)问题药惊人

2015年7月6日广西柳州药监局发现84家企业的273批次注射液中“可见异物”，7月20日安徽药监局发现14个批次，7月28日江西药监局发现51个批次的注射液中“可见异物”，接着北京、福建、广东、贵州、浙江、云南相继查出众多企业大量批次的注射液中“可见异物”。这种“可见异物”主要是玻璃碎片。在国际上生产药瓶基本上都用中性硼硅玻璃，欧洲已用100多年，美日等国已将其他种类玻璃完全淘汰，而我国仍在用低硼硅玻璃、钠钙玻璃。这类玻璃盛装药物容易与其发生相溶反应，玻璃溶解在药液中，甚至成片脱落。如用钠钙玻璃装碳酸氢钠注射液，出厂三月就产生碎屑颗粒，6个月脱落的碎屑肉眼可见。2010年我国采用玻璃包装的水针制剂、粉针制剂、冻干制剂、血液制剂和生物疫苗，总用量620亿支，其中问题玻璃瓶约占20%，即每年用达120亿支以上。碎屑进入血管可以引起毛细血管堵塞、肉芽肿，重者嵌入脑血管而危及生命。为减少风险，一些企业对大医院限量批发，让医院尽量在异物出现前用完。明知有危险为何还要用低硼硅或钠钙玻璃呢?

1.低硼硅或钠钙玻璃成本低。中性硼硅玻璃的生产被世界三家企业垄断，进入国内市场的价格是普通玻璃的10倍。最近河北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中性硼硅玻璃，价格仅稍高于普通玻璃，但叫好不叫座，如用低硼硅玻璃装VitB6，每支0.11元(连瓶带药)，如换成中性硼硅玻璃，仅药瓶就是0.15元，企业不愿换。

2.审批不畅。对有些高价药品的企业，他们愿换，但审批很慢，审评经费也昂贵，因而企业不愿申报换。如哈药集团申报的VitB6，申请用中性硼玻璃做药瓶，2012年申报至今未批，被迫停产至今。有些企业主动申请“以好代次”使用中性硼玻璃，反倒被药监部门按劣药处罚，如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就遭此厄运。令人费解的是农业部门管理的禽兽类疫苗，由于没有繁琐审批，药瓶早就大面积使用价高质优的中性硼硅玻璃了。

(五)随意用药，用药不合理

2009年，在第69届国际药品大会上，Kamal Midha主席指出，目前全球临床常见病50%以上不按照指南治疗，约50%以上的患者在医院接受着过度盲目的治疗。在美国医院死亡的患者中，因药物不良反应导致死亡者达20%。这一数字，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可能更为突出。比如，在国外，医院用药排在前10位的，没有一种是抗生素，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则高达数种。又比如，2010年，全国共输注液体104亿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输液8瓶，远高于国际上的2.5-3.3瓶，药物滥用导致各种药源性疾病，抗生素滥用导致多重抗药菌的出现。国际上研制出一种抗菌素需10年时间，但一种新耐药菌的产生往往不到两年。因此已造成很多疾病目前已无药可治，很多细菌已无药可抗。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很多，比如患者增多，病种增多，医生增多，药品增多，继续教育滞后，执业医生匮乏，当然也有市场促销混乱，自主研发薄弱等。其结果是患者得不到正确的治疗，加重了医疗费用负担，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妨碍医生成长和社会风气净化，有碍民众身心素质的提高。

(六)建议

1.整合世界级制药集团。我国现有药厂约5000家，第一阶段可以考虑整合成500家，去掉90%，从而逐渐整合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医药大集团。这一方面做除法。

2.加大投入财力和人才。瞄准数个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举全国之力，大力投入，联合攻关，以研制出能在世界医药市场拔头筹的重要药品。这一方面做乘法。

3.加快药物审评速度。加大人力，提高水平，规范评审，力争在短期内评审速度和质量向国际发达国家看齐。这一方面做乘法。

4.改变药品流通方式。尽快取消药品寄生阶层，这方面做除法。加快建立并形成政府统管药品流通渠道。这方面要做加法，尽快使药品流通正常化、法制化。

5.加强临床合理用药。加强临床用药的规范化培训，不断制定或完善常见临床疾病用药指南。可以考虑建立和普用临床用药安全决策系统。

表7 2010年我国药品审评情况

表8 当前化学药审评所需时间估计

表9 中外药品审评收费比较(万元)

表10 临床常用抢救药价格

七、器械研发 善事先利器

众所周知，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个朝阳产业，从2001年至2010年10年中，全球医疗器械销售总额从1870亿美元增达3855亿美元，中国医疗器械销售总额从179亿元增达17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35%。但是全球市场几乎被几家跨国公司的产品垄断，其中美国占40%，欧盟占32.8%，日本10.9%，其他地区13.3%，中国仅占2.9%。2010年全球前25家公司合计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60%，其中70%是设在美国的公司，全球前20家公司有16家在美国。我国在医疗器械研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研制不力

我国医疗器械高端产品市场近70%被国外跨国公司或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垄断，特别是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GE和荷兰的飞利浦三大公司占了大头。其中中国市场中80%的CT、90%的超声仪器、90%的磁共振、90%的心电图机、80%的中高档监护仪都被外国品牌占据。

中国医疗器械企业超1.2万家，每年有600多亿美元的GDP，但生产能力太低。2013年医疗器械设备销售份额74%被6大公司占据(GE、西门子、飞利浦、东芝和岛津等)。中国最大的三家迈瑞、万东、东软仅占10%。目前中国医疗器械的生产厂家多达1.2万多家，但仅600亿元产值，多为小打小闹，形不成气候，质量良莠不齐，多为仿制品，形不成中国的品牌。国内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新品开发滞后，行业分工合作不尽合理，处于低端市场混战阶段，而高端市场节节失守。造成上述现象除了管理不善、组织不力、审评不严外，还有国家资金投入不足，投向分散等诸多原因。

(二)监管不力

2000年以来，我国颁布了10余部监管医疗器械的规章和200多个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既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监管理念又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医疗器械监管法规体系。截至2013年底，我国现行有数的国家标准达213项，行业标准达968项。已逐步形成了以《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和以《医疗器械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为基础的技术管理要求。

在法规体制方面，由于医疗器械具有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风险差异性大、监管环节多等特点，目前监管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还不能实现全过程有效覆盖，还无法适应医疗器械监管的要求。在监管责任主体、监管环节体系、监管处罚条款、监管技术标准体系等诸多方面都还存在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普遍和严重，也就是还处于无标准可依。

在行政监管方面，与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和不断提高的监管要求相比，我国医疗器械行政监管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模式手段欠缺，已成为制约医疗器械监管作用发挥的瓶颈问题。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

1.监管人员少

在本轮改革前，全国监管人员为2459人，不满三年者达39%，其中省级315人，市级2144人，完全专职者仅有966人，不到40%。经过改革后，现在全国监管人员升至3683人，不满三年者降至34.4%，其中省级降至170人，市级升至3513人，完全专职者升至1158，但其百分比反倒降至34%。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后监管人员的流失率上升，此前国家组织过8期培训班，共培训1265人，到现在仍从事监管工作者仅826人，流失率达35%。

2.监管任务重

目前全系统各级医疗器械监管行政人员仅有6159人，要管15961家二类生产企业、177035家三类经营企业、96.1万个医疗卫生机构(2.4万家医院和92.2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2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0.2万个其他机构)，平均每人要监管2.6家生产企业、28家经营企业和156个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任务之重，监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3.监管质量差

由于监管人员少，监管任务重，严重影响监管质量，除此之外监管方法陈旧，品种不全，处罚手段单一也是造成监管质量差的原因。

4.“规范”不规范

医院间拼设备，各大医院竞相购买高档设备，一方面提高设备的价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力集团董事长说，有一次进口一台设备，实际只花290万美元，但公立医院花了590万美元才买到;另一方面，由于医院出现设备超配，又引起医院间给病人竞争性做检查，且各医院结果不能互认共享，造成病人负担加重。解决上述问题，需要：①构建完善配套、全程覆盖、易于执行的现代法规体系。②构建支撑有力、先进适用的技术标准体系。③建立与监管体系相适应的机构执法队伍和技术队伍。④完善不良事件报告，监测和风险监测。

(三)建议

1.组建大型研制集团。举全国之力，组建世界级医疗设备研发集团。目前全国约有1.2万家医疗设备或器械企业，但效率低、产值低，多为模仿。可以通过优胜劣汰的办法，采用取消、合并、整合，最后形成数家大的企业，负责研制大型医疗设备。这方面要做除法。

2.大力投入研究经费。我国每年要花大量经费到国外购买医疗设备，国家应大力投入经费进行自主研发，要从长计议。同时，国内企业、民营资本也可采用各种形式将经费投入到医疗器械的研发中来。这方面要做乘法。

3.尽力培养研修人才。采用国外引进与自己培养相结合，不仅要培养研发人才，还要培养维修人才。我们既需要理论研究的，但更需要能工巧匠，特别是复合型人才。这方面要做加法。

4.实现检查结果共享。目前大城市医疗设备处于过剩休闲状态，要制定政策，实现检查结果共享，以此减轻就医负担。这方面要做除法。

5.加快产品审批速度。要构建高能的审批机构，建立绿色通道。医疗设备更新换代极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切忌不要自己卡自己的脖子。

八、中医发展 老本不能忘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民族的生存及繁衍作过重大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显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一)近20年来国内中医药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成绩是：

1.20年中，国家向中医药事业投入超100亿元，企业投入超1000亿元。

2.1996-2014年中药工业产值从234亿元增至6000亿元，增高几十倍，2014年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1/3，占了世界中药市场的半壁江山(国内市场为主要)。

3.上亿元的中药品种越来越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几个增至现在的500多个，其中销售过10亿元的品种过去没有，现在已有50多个。

4.在国外发表高水平SCI论文从过去每年仅几十篇，到现在达3000多篇，在全球的比例从4%上升至34%。

5.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因青蒿素的研究获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二)近20年来中医药走向国际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成绩是：

1.我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量来华学习的中医药人员，仅1997-2005年8年间就达54700人。

2.截止2008年，国外中医医疗机构共达5万多家，针灸师达10万人，注册中医师2万名，每年有30%的当地人、70%的华人接受过中医治疗或保健。WHO在亚洲设立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特别是针灸，已在170多个国家传播，其中德国每15000人有一家中医或针灸诊所，美国有8000多家针灸诊所，荷兰、法国和澳大利亚各有1600、2800和3000家中医诊断或针灸诊所。

3.据WHO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多亿人使用过中草药治疗，占世界人口的80%，全球草药类产品市场达1000亿美元，其中药品占400亿美元。2014年我国中药类产品进出口达46.3亿美元，其中出口35.92亿美元，进口10.38亿美元。

(三)目前中医药发展国内存在如下问题：

1.中医药机构、人员及服务有限

我国目前有中医医疗机构39257所，只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948540所的4.14%。中医床位仅70万张，只占全国医疗床位总数的12.3%，万人中中医床位仅4.53张，与万人总床位的22张相比，仅占17.4%，中医药人员仅48.8万人，只占全国医务人员总数667.6万的7.3%。其中执业中医师36.8万人，只占全国执业医师总数261.6万的14.1%。2012年中医诊疗总次数为7.47亿人次，占全国诊疗总人次的15.1%。

2.中医药收费低

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中医中药比西医西药收费低的现象，有的甚至低得出奇。比如同一种骨折，中医科的手法复位为180元，而西医手术费则达1000元，加上钢板费4000-5000元，最高总收费达上万元。山东省把桡骨远端骨折、锁骨骨折、跟骨骨折等7种病种在二级以上医院试点的治疗结果进行分析，济宁市2012年测算，单个病种1163例，中医平均治疗费用3997元，而西医则达1.65万元，相当4倍以上。最后济宁市把中医法提高到7700-9900元，也才是西医的53%。中医收费不仅比西医低，而且比社会上的普通保健师的收费也低。民间有形象说法，数年培养的推拿医生单位时间收入不如一个经半月学习上岗的足疗按摩师。

中药的销售价格也比西药的低。都是专利新药，专利中药与专利化学药同效不同价，一般专利化学药一类的销售费用率为30%，利润率达45%，但专利中药分别仅为10%和10%。如专利中药莲花清温胶囊治疗甲型流感，药效与达菲相当，但价格仅为达菲的1/8。

3.中医药事业亟待振兴

2013年我国中医门诊人数只占全国门诊人数的15%，中医药机构人员，从建国初期的80万人减至现在的20万人左右。中医院校毕业生仅有3成可以当医生，或在当医生，如此下去，中医可能消亡。因此，国家要力挺，中医要自强。

中成药总产值占达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的22%，但中药出口额只占世界中药市场的3-5%。这是为什么?中医药国际化，现在状况如何?

(四)中医药走向国际步履维艰

虽然目前我国已与外国签订了83个中医药协议，但剃头挑子一头热，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现存的有关中医药产品、技术、从业人员、医疗机构等准入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中医药企业在当地国的注册认证和推广方面存在投资风险。比如在葡萄牙，从我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回葡的毕业生，和在葡萄牙里斯本中医学院(民办)毕业的毕业生，尽管都拿到我国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毕业文凭，但其执业只得到商务部许可，并未得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其所用中药制品只能从荷兰或英国间接进口，因此，中医行医和用中药还是处于灰色地带，即尽管没有法律许可，但也没有立法反对。

中医出不去，中药难出去，中医要出去，中文先出去。这里指的中文不单指中国文字，更主要指中国文化，即完全按西医西药为标准，中医药难以得到国外民众的认可。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医的理论及实践，从国内逐渐走向国外。中医药国际化可以依靠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从两条路出发，一条是旱路，即西北的甘肃。一条是水路，即南方的广东。目前的状况是广东比甘肃做得更好。据WHO统计，到2050年，世界中草药市场将达5万亿美元，因此大有前途。

(五)建议

1.提高对中医药的认识。无端地否定中医，说中医不科学，中医不能治病，或武断地肯定中医，说中医就是科学，包治百病，都是不客观、不正确的。中医要在疾病认识、临床诊疗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任何方法学都只能解决相应的问题，不能包打天下，中医是这样，西医其实也是这样。这方面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2.加大中医药投入。不仅要加大国家的投入，而且要纳入民营资本。这方面要做乘法。

3.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这方面要下大力气，培养的方法既要注重传统理论知识和有效实践的学习，也要注意现代科学知识的培训，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要在整合医学上下大功夫，只有这样的人才将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医药学的全面和正确发展。这方面要做乘法。

4.改变中医药研究策略。我个人的建议是发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为我用”，我国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就是这三条策略的结晶。具体地说就是我以前说的四句话“从微观到整体，以疗效为标准，变不治为可治，从配角到主角”，但四个方面不是单一施行的，加减乘除都要做，然后把结果整合起来。整合就会发现常法难以发现的新现象、新疗法。比如，对于晚期难治性肿瘤，谁也没有好办法，但我国的抗癌中药注射液康莱特，在美国Ⅱ期效果很好，取得了两个两个月的好成绩，即康莱特组与常规西药化疗组比较，中位生存期延长了1.9个月，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康莱特组为114天，比西药组延长了近2个月，于是已被FDA批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目前临床肿瘤治疗药品不容乐观，一个药在100个病人中只要有30个明显缓解就认为该药可用，如有50%明显缓解就可以上市，可上市以后全部病人都在用，100个用、1000个用、10000个用，将有成千上万病人不该用而用了无效药。实际数字还在无限扩大，疗效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康莱特能取得如此效果，当然会受到世界瞩目。这就是一个“从微观到整体，以疗效为标准，变不治为可治，从配角到主角”的实证。

结语

全民健康十分重要，为之服务的医改是一道主题，或称主项。主项要改什么?其实大家的认识一致，那就是要改分项。分项是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列举的8个方面(至少是8个)，即资源配置、卫生立法……等等。这些分项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合理的，也是做过贡献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及其需求发生了变化，这些分项就与主项不适应了，这就得改，改就是要改分项。但分项怎么改?大家的认识就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了。其实，每一个分项中又包含有若干单项，同然，这些单项与各自的分项，继之与主项在过去是相宜的，但现在不适应了，就必须对其进行修改或校正。改的办法不外乎对单项进行加减乘除，少了就加，大加就乘;多了就减，大减就除。加减乘除，最后使单项与其分项趋于合理。各分项自己合理了，但对于主项的要求不一定个个恰当，于是根据主项的要求对各分项通过加减乘除再行调整，这就叫医改。

医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结果的诞生都会引发不同意见。检验的标准还需实践，还要时间。因此，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群，难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也难有普适的结果。因为自然在变、社会在变、民众的需求更在变。生命的本质是越来越短，但人们对寿命的期望越来越长，对生存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健康是一道永恒的主题，那医改就永远在路上。

本文引自《医学争鸣》2016年第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