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AS驱动型肺癌遗传和化学模型的突变状态不同
新一代肿瘤全基因组测序使我们对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基因变异有了更好的认识。但对驱动基因突变和肿瘤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突变仍存疑问。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Westcott PM等对来自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鼠模型的三种腺癌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肿瘤模型分别通过接触致癌物质(甲基亚硝基脲(MNU)和氨基甲酸乙酯)或激活KRAS基因(KrasLA2)建立,MNU诱导的肿瘤具有与KrasLA2模型(G12D)完全相同的起始KRAS突变,相对于KrasLA2模型肿瘤细胞仅有6处单核苷酸变异,MNU诱导的肿瘤细胞平均有192处非同义单核苷酸变异。
相对于致癌物诱导的肿瘤,KrasLA2肿瘤表现出显著较高水平的异倍体和拷贝数变化,这表明致癌物诱导和基因驱动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在NSCLC小鼠模型上已证实了KRAS野生型等位基因是抑癌基因。(Nature 2014年11月2日在线版)
此研究表明,MNU诱导型肿瘤大多(94%)携带Kras Q61R突变,而基因驱动型肿瘤大多(92%)携带Kras Q61L突变。这就提示:生殖细胞Kras突变在肿瘤发生时起主要作用。致癌剂诱导肿瘤的外显子突变谱显示其致癌特征:腺癌在CpG位点存在额外的C>T突变。
在通过全基因测序已确定了单核苷酸变异和拷贝数变异这两种肿瘤类型的情况下,此项研究可为更好理解人类肿瘤基因组测序结果提供基础,并说明建立致癌模型对了解人类肿瘤复杂突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