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研究者报告，基因检测可筛选出发生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高危乳腺癌患者。该研究是第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评估化疗及化疗联合治疗和遗传易感性对VTE风险影响的研究。(Clin Cancer Res. 2016年11月1日在线版)

研究者发现，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短时间内VTE风险增加，有高遗传易感性的患者这种风险进一步增加。研究还发现，这种增加的VTE风险在老年患者中尤为明显。

VTE是一种严重并发症，有较高的发生率和致死率。癌症患者，尤其是那些接受化疗的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增加。另外，VTE也增加了医疗费用，发生长期并发症(如血栓栓塞复发)的风险，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

Brand指出，乳腺癌作为最常见的肿瘤之一，也是肿瘤相关发生VTE的主要癌种。不同的乳腺癌患者VTE的发生率不同，在患者确诊乳腺癌后接受化疗期间其发生率显著增加。另外，遗传因素在VTE发生风险上扮演重要角色，约50%~60%发生VTE的患者被认为有遗传易感性。

基于有出血风险和约VTE的发生率低(1%~2%)，化疗期间并不推荐常规预防血栓形成。因此，需要筛选出VTE高危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使其从中获益。

该研究纳入2001~2008年首诊为浸润性乳腺癌的4261例瑞典女性患者，随访至2012年。研究人员分别评估VTE风险与化疗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利用多基因的风险评分来评定遗传易感性，这其中包括9个VTE相关的基因，认定前5%的受试者有高的遗传易感性。

研究结果表明，接受化疗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增加了约两倍，这样的风险增加仅在诊断后第一年。还有遗传易感性评分高的患者相比评分低的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增加了约两倍。接受化疗且有高遗传风险的患者，VTE的年累积发病率为9.5%，那些没有这些危险因素患者为1.3%(P<0.001)。年龄超过60岁的患者相比于<60岁的患者，遗传易感性的影响更明显，VTE年累积发生率为25%。

Brand认为，将来可通过对高风险的VTE患者进行针对性的预防，以减少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VTE的发生。但是，在基因检测被用于临床之前，研究者需要评估高危患者预防血栓形成的获益和安全性，还需要评估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对其他评估VTE的风险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是否是有益的补充。目前唯一的风险模型——Khorana模型，利用5种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其中并不包括基因相关的数据。

老年患者较少是当前研究的一个局限性，这些结果还需要在更大规模的试验中被证实。

遗传标志物的优势之一是不会像实验室和临床指标那样因为炎症反应、手术以及临床分期而改变。另外，基因检测有可能鉴别出发生VTE高、中、低风险患者。

遗传危险因素的作用

Bengt Zöller教授指出，该研究揭露了遗传危险因素在预测VTE发生风险中的潜能。特别有趣的是，该研究还发现遗传易感因素在老年患者中有重要作用。93%高遗传危险性评分的患者有FVL基因突变，从而导致活化蛋白C (APC)抵抗。约20%的VTE患者有FVL突变，FVL突变可使癌症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增加两倍。这些结果提示，遗传风险评分的临床效应多与APC抵抗相关。虽然FVL突变可常规检测，也能鉴别出高风险VTE患者，但不能区分风险级别。

最后Zöller总结到，目前的研究是寻找VTE相关的遗传危险因素以鉴别出高危人群，进行及早预防。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希望未来20年内能有所发现。

(编译 王丹丹 审校 唐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