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梅奥诊所的Frank A. Sinicrope等报告的一项分析显示，在复发的Ⅲ期结肠癌患者中，d-MMR与较好的复发后生存显著相关，这种获益仅限于近端结肠癌。BRAFV600E突变患者SAR较差。在远端结肠癌中，BRAFV600E及KRAS突变与差的SAR更相关。这些生物标志物对患者复发时的诊治有潜在的指导意义。（JAMA Oncol. 2016年12月22日在线版）   

关于生物标志物与肿瘤患者SAR关系的研究甚少,但对此进行研究有望指导肿瘤的诊断及治疗。该研究旨在确定DNA错配修复基因（MMR）的状态和原癌基因B-Raf（c.1799T>A[V600E]；BRAFV600E）或原癌基因KRAS第2外显子的体细胞突变与辅助化疗的Ⅲ期结肠癌患者复发后生存的关系。

Ⅲ期结肠癌切除术后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FOLFOX方案（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和奥沙利铂）辅助化疗联合/未联合西妥昔单抗组（北方癌症中心治疗组N0147试验）或FOLFOX辅助化疗联合/未联合贝伐珠单抗组（国家乳腺和肠道外科辅助治疗项目NSABP C-08试验）。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物标志物与复发后生存的关系，该Cox比例风险模型通过临床病理学特征和复发时间进行校正（数据收集时间为2004年2月10日至2015年8月7日）。主要研究终点是SAR。次要研究终点是原发肿瘤部位对生物标志物和SAR关系的影响。

N0147试验纳入871例肿瘤复发患者，其中男性472例（54.2%），女性399例（45.8%），平均年龄57.8岁；C-08试验纳入524例患者，其中男性269例（51.3%）， 女性255例（48.7%）,平均年龄57.0岁。

多变量分析表明，d-MMR的肿瘤患者相对于p-MMR的肿瘤患者具有更好的复发后生存（校正风险比AHR为0.70，95%CI 0.52~0.96；P=0.03）。尽管只有BRAFV600E达到统计学意义，但存在BRAFV600E突变（AHR=2.45，95%CI 1.85~3.25；P<0.01）或KRAS突变（AHR=1.21，95%CI 1.00~1.47；P=0.052）的肿瘤患者相对于那些具有野生型基因的患者，复发后生存较差。

在原发肿瘤部位的SAR研究中，MMR（P=0.03）和KRAS（P=0.02）具有显著交互作用。具有d-MMR的近端结肠癌患者较远端结肠癌患者复发后生存更好（AHR=0.57，95%CI 0.40~0.83；P=0.003）。KRAS第12密码子突变（AHR=1.76，95%CI 1.30~2.38；P<0.001）及13密码子突变（AHR=1.76，95%CI 1.08~2.86；P=0.02）的远端结肠癌患者具有较差的复发后生存。

（编译 王霞 审校 巴一）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巴一教授述评：

结直肠癌有许多公认的预后因子，MMR状态、BRAFV600E及KRAS状态。过去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携带d-MMR的Ⅱ期结直肠癌患者预后良好，而BRAFV600E及KRAS突变患者的生物学行为和预后不良。近年来原发灶部位的预后价值也得到重新认识，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提示右半结肠癌预后差于左半结直肠癌。此项研究发现近端结肠癌携带d-MMR者有较好的复发后生存。此结果提示对于结直肠癌的预后判断应将基因特征和原发灶部位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