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尊女卑的过去，人称“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在妇女也顶半边天的现在，我说“男女都一样，都怕入错行”。

1978年，对中国是重要关头。这一年，国家29岁，经历了文革浩劫，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科学春天回来，第四军医大学消化内科重扬科研风帆。

1978年，对个人是重要年头。这一年，我24岁，读了三年多大学，高分考上文革后首批研究生，提前毕业从重庆三医大来四医大消化科，从师我国著名消化病学家张学庸和陈希陶两位教授。

那时，实验室面积仅12平方米，设备价值600余元，科研经费毫无分文。我见到的第一个患者是胃癌，尔后又见了许多。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痛不欲生；一个个壮志未酬身先去，一个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慢慢地我对胃癌感了兴趣，老师一锤定音，于是走上了这条胃癌研究之路。以后又加入了一批批师弟师妹，再后来又有了我的一批批学生，大家一走就走了这36年。

你若环顾左右，总能举出几个人是因胃癌而死，只因该病实在常见。世界的胃癌患者，几近半数在中国。有人统计，大约每3分钟就有一个中国人因胃癌而夺去生命，难怪老外讲“That is your Chinese business”。意即发病在中国多，研究也是你们的事。关于病因，众说纷纭。过去有人说与吃腌菜、烟肉、咸鱼有关。在那没有冰箱，运输不便的漫长岁月里，不靠腌、烟、盐，食物何以保存，营养如何保证？这些东西是乐此不疲的美味佳肴，从祖祖辈辈吃到了现在，要叫人一下不吃，实难丢口。况且，因果尚未定论，就叫人不吃，忌口到像我这年近花甲，倘若又可吃了，那岂不遗憾半辈。上帝给我们一张嘴，我看三大功能，说话、喝水、吃饭，“人生苦短，能吃就吃”，中国人说吃得不好得胃癌，外国人说吃得太好得大肠癌，按此逻辑，吃得不好不差该得小肠癌，不吃不得癌但活不了。

幽门螺杆菌（Hp）是备受关注的第二病因。Hp 在溃疡病和胃炎中的致病作用业已公认，已有学者得了诺贝尔奖。为此掀起一股热浪，一时间，作为一种细菌，Hp已成名星，研究Hp的学者已成名人，追杀Hp的药厂已成名商，但却有很多问题未弄明白。比如，Hp是胃癌病因吗？诚然，Hp引起胃淋巴瘤已成公论，这是第一个证实细菌引起肿瘤的铁证。然而这只限淋巴瘤，Hp能否引起胃上皮来源的腺癌争论尚大。比如，南非Hp感染人群达60%～70%，但胃癌发病率却很低。有人说带有某种基因型的特殊Hp易致胃癌，但论据尚不充分。再者，中国人Hp 感染者高达60%，既然有这么高的百分比，可能就不能称其为感染了，它应该是胃内的常居菌，就跟肠菌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成为条件致病菌。再说要将这些人的Hp全部根除，恐怕再大的GDP也难支付。而且近期发现，Hp根除者下半部胃的肿瘤减少不显著，上半部胃的肿瘤反倒多起来了。总而言之，胃癌的病因至今未搞清楚。

病因不明，预防不能有的放矢，只有靠早诊来改善预后，因为早期胃癌五年生存率可达95%以上。遗憾的是早期胃癌多无特殊症状，有的根本无症状，待到就医时多届晚期。因此，多数医院早诊率不到5%，早诊率低有时是医师做胃镜的诊断水平，但绝大多数不是医师的水平问题，主要是来得就晚。日本采用X线加胃镜大规模普查，可将早期胃癌检出率提高到30%甚至50%。问题是查出一个早期胃癌要花一万美元，这在中国不仅做不起，也没那么多医师去做。再说，日本查出来的早期胃癌，事实上不是癌，而是癌前病变，他们的诊断标准有问题。有一次在新加坡开会，我代表中国去了，日本提供36例早期胃癌切片，我认为绝大部分不是癌，欧美专家认为一个都不是，全是癌前病变。你把癌前病变当成癌切了，当然好，但我们不能这么做。小孩一生出来就把胃切了，肯定不长癌，但生活质量不高。

早诊困难，就诊的胃癌绝大多数已届晚期。晚期胃癌40%～50%难行手术切除，即便切除的患者五年生存率也不到30%。手术切除者与不做手术者比，哪个预后好，至今没有大宗病例长期随访的结果。术后化疗与不化疗比，哪个效果好，同样没有大宗病例长期随访报告。毋庸置疑，在手术者或/和化疗者中肯定有些患者比不手术或/和不化疗者要好，但是我们事前并不知道，也无法找出这类患者，做到特病特治，有的放矢。一个患者来后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搞不清哪是眉毛，哪是胡子，最后的对错可不就一半对一半。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难上加难。从1978年开始，我们选择切入点从癌前病变入手，分主题开始了我们不间断的三年计划（Three year plan, 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