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肿瘤抗原对胃癌预警不好用，就必须自己找对胃癌有用的抗原。这个研究难度很大，近一百年来全世界的学者都在努力，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发现两个比较满意的肿瘤标志物，一个是癌胚抗原(CEA)，主要用于结肠癌的诊断；另一个是甲胎蛋白(AFP)，主要用于肝癌的诊断。但二者用于胃癌的诊断价值不大。1985年8月，我从日本东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学习回来，利用在那里学得的淋巴细胞杂交技术，以研制胃癌单克隆抗体的方法寻找胃癌新抗原。当时遇到的两个最大难题是肿瘤抗原诊断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所谓假阳性指“查出来的不是癌”。主要原因是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其实差别不大，绝大多数抗原是正常细胞共有的抗原，这些抗原经常影响诊断的特异性。为此，我们提出了“扣除免疫法”，即先用正常胃细胞免疫小鼠，取其抗血清与癌细胞反应以封闭掉正常抗原，封闭后的癌细胞肿瘤抗原突显，然后用其免疫另一只小鼠，于是研制成功只针对癌细胞的高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所谓假阴性指“是癌查不出来”。不同病例的癌细胞，或同一病例不同的癌细胞其抗原表达差别很大。一例胃癌具有的抗原在其他病例可能完全没有。这极易造成误诊、漏诊，真正那种多数病例都共有的抗原是很少的，但那是最理想的抗原。为此，我们提出了“序贯免疫法”。即在给同一只小鼠用癌细胞进行免疫时，按免疫次序先后用不同癌细胞依次免疫，比如先用A细胞，第二次用B细胞，第三次用C细胞……依次进行，由此研制成功的抗体不仅对A，而且对B、C……均有识别能力，这样就解决了假阴性的问题。这种方法是原始创新，也使我们找到了一组新的胃癌抗原，命名为MGAgs，这种新抗原不仅特异性好，而且胃癌免疫组化阳性率高达90%以上。该结果发到《Gastroenterology》杂志上。从《中华医学杂志》退稿到论文发在消化领域最权威的杂志，我们用了6年时间。该结果很快引起国际同行关注。但上述结果只限于免疫组化研究，MGAgs在临床诊疗中有否价值尚不了解。

的学者已成名人，追杀Hp的药厂已成名商，但却有很多问题未弄明白。比如，Hp是胃癌病因吗？诚然，Hp引起胃淋巴瘤已成公论，这是第一个证实细菌引起肿瘤的铁证。然而这只限淋巴瘤，Hp能否引起胃上皮来源的腺癌争论尚大。比如，南非Hp感染人群达60%～70%，但胃癌发病率却很低。有人说带有某种基因型的特殊Hp易致胃癌，但论据尚不充分。再者，中国人Hp 感染者高达60%，既然有这么高的百分比，可能就不能称其为感染了，它应该是胃内的常居菌，就跟肠菌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成为条件致病菌。再说要将这些人的Hp全部根除，恐怕再大的GDP也难支付。而且近期发现，Hp根除者下半部胃的肿瘤减少不显著，上半部胃的肿瘤反倒多起来了。总而言之，胃癌的病因至今未搞清楚。

病因不明，预防不能有的放矢，只有靠早诊来改善预后，因为早期胃癌五年生存率可达95%以上。遗憾的是早期胃癌多无特殊症状，有的根本无症状，待到就医时多届晚期。因此，多数医院早诊率不到5%，早诊率低有时是医师做胃镜的诊断水平，但绝大多数不是医师的水平问题，主要是来得就晚。日本采用X线加胃镜大规模普查，可将早期胃癌检出率提高到30%甚至50%。问题是查出一个早期胃癌要花一万美元，这在中国不仅做不起，也没那么多医师去做。再说，日本查出来的早期胃癌，事实上不是癌，而是癌前病变，他们的诊断标准有问题。有一次在新加坡开会，我代表中国去了，日本提供36例早期胃癌切片，我认为绝大部分不是癌，欧美专家认为一个都不是，全是癌前病变。你把癌前病变当成癌切了，当然好，但我们不能这么做。小孩一生出来就把胃切了，肯定不长癌，但生活质量不高。

早诊困难，就诊的胃癌绝大多数已届晚期。晚期胃癌40%～50%难行手术切除，即便切除的患者五年生存率也不到30%。手术切除者与不做手术者比，哪个预后好，至今没有大宗病例长期随访的结果。术后化疗与不化疗比，哪个效果好，同样没有大宗病例长期随访报告。毋庸置疑，在手术者或/和化疗者中肯定有些患者比不手术或/和不化疗者要好，但是我们事前并不知道，也无法找出这类患者，做到特病特治，有的放矢。一个患者来后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搞不清哪是眉毛，哪是胡子，最后的对错可不就一半对一半。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难上加难。从1978年开始，我们选择切入点从癌前病变入手，分主题开始了我们不间断的三年计划（Three year plan, 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