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16年始，医生医事微信平台开设“遇见·肿瘤大咖”专栏，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
2019年第三季②我国胃肠肿瘤外科著名专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苏向前教授。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
总第⑯期
文/戴志悦(戴戴)
手术台上，一位直肠癌患者。医生在腹腔镜下切除肿瘤，把直肠断开，然后在腹部开了一个口，从里面把直肠与造口连结缝合，再把手术床侧旋，把肛门切除、缝合。从此，这位患者的排泄将通过腹部的造口袋来完成。
我站在手术台边感慨万分，脱口而出“造口人”三个字——这是大家惯用的一种称谓，我说出来时并没有多想。手术台上的苏向前听到这三个字，抬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手术，声音从口罩后传出：“他是癌症患者，不是‘造口人’，请不要这样称呼他，这样的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我顿时汗颜，同时为几年前自己采访这个人群生存状态而写作的一篇“煽情”文章沾沾自喜而感到羞愧，很多的伤害，常常是被这种“无意识”而造成。
苏向前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胃肠肿瘤中心四病区主任。他开创并领导的科室，是全国肿瘤专科医院中首个以腹腔镜微创治疗胃肠肿瘤为特色的科室，科室创办至今整整10年，如今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年均完成胃肠肿瘤腹腔镜手术居中国北方地区之首，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大规模的“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治疗培训基地”。
(苏向前教授在查房中。摄/牛宏超)
1
外科医生是用技术说话，医生有成长周期。
国际上胃肠肿瘤微创是从1991年开始，我国首例手术在1993年，但初期因缺少确凿证据支持，加上医生和患者认知和接受度所限，微创肿瘤微创技术未能快速普及。到2001年，国内综合医院普外科，腹腔镜基本还仅限于胆囊切除，肿瘤外科领域普遍推广是在2005年以后。
苏向前：
“一个新的事物被接受总有一个过程，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对腹腔镜这一新技术都是慢慢开始接受和认可的。当结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留学，我已经满怀信心要创办胃肠肿瘤微创科室。
我最先是2001年在香港亚洲微创培训中心与腹腔镜技术第一次亲密接触，2003年再次赴港研修技术，到2006年在我们医院开展了第一台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这位病人是一名北京的男性患者，中位直肠癌，病人比较胖，手术难度高，用时很长，不过最终效果还不错，而且保留了肛门。”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筹经费、引人才、进设备、招学生，到2009年4月7日，一个全新的胃肠肿瘤微创外科平台，也是国内肿瘤专科医院中首个胃肠肿瘤微创中心正式成立并开诊。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作为全院最年轻的一个外科科室，不仅新技术本身需要完善，还有年轻人需要成长，团队需要磨合，病例需要积累。
“腹腔镜技术尤其要求团队协作，一个团队能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技术，精益求精而臻于至善，充分发挥这一技术的优势，为患者带来高水平的医护，为推动学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是需要脚踏实地、执着坚守、专注投入和拼搏奋斗的。”苏向前说，最初几年，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逼迫式”成长。
(苏向前教授与科室年轻医生在沟通。摄/牛宏超)
胃肠手术之难在于解剖复杂，血管多。开放手术，主刀医生身边可以有三个人上手帮忙，而腔镜手术只有两人上手。
“我们先是在手术台边观摩，到能给主任当扶镜手，再到能站到主任对面当一助，最后才能成为主刀。”经过这样严格进阶过程的80后医生邢加迪，如今已是科室副主任医师，独挡一面，对个人蜕变成长的磨炼和艰辛记忆犹新，但也坦言很自豪能成为这一优秀团队的一员。因为苏向前主任对团队成员的成长进步可谓倾注心力无微不至，年轻医生从手术每一个动作开始训练，镜子的摆放，钳子的角度，所有的手术动作全部标准化。
在苏向前看来，微创治疗是一种理念，能通过先进的医学科学技术和手段、器械、药物，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尽可能为病人减少痛苦增加获益，这是医者的目标和追求。
腹腔镜技术与传统的开腹手术面对的病人、疾病种类、治疗原则一致。“目的地和起点都没有改变，只是实现的过程和手段有所不同，让病人经历的痛苦小、创伤小、身体打击小、恢复快，这些益处是显著的。”苏向前说。
技术更多的是个体化训练，流程则是将个体化零为整成为一个团队。通过流程的设计和优化来提高团队的医疗水平和整体素质。
(苏向前教授查房后前往手术室。摄/牛宏超)
苏向前管理之细，从他的门诊可见一斑，他会要求诊室里每一把椅子都安排有序，甚至地上的水杯是哪名患者落下的，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查房，苏向前发现患者的输液管和胃肠冲洗管道混放在病床的同一侧，很严厉地批评了护士。他反复强调过，输液的管道和胃肠冲洗的管道一定要分放在病床的两侧，一边是血管体系，一边是胃肠管道，以避免忙乱出现差错。
“这不是吹毛求疵，我们设计的每一个制度和流程背后，都是基于患者安全的考虑。”苏向前说。尤其对于这个如此年轻的科室，在一切还未定型和流程化之时，他必须事必躬亲，甚至包括年轻医生护士的发型、衣着、厕所异味儿等等，都要盯住改正。
技术要快速提高不容易，需要时间周期和高强度的训练，而更不容易的，是让年轻人学会担当。
邢加迪说：“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就是最高年资大夫，你怎么办?’这是让我们从小大夫开始就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认为出事了有上级大夫扛着，年轻大夫也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
苏向前说，以前不懂什么叫动车，后来才知道动车是每节车厢都有独立的动力系统，就算没有火车头或者中间拔掉几节，车厢也能单跑。他希望自己的团队的每个人也像动车车厢一样，能一起向前飞奔，也能独立工作。
“在美国，住院医培训结束后就可以独立行医了，每个人对自己医疗行为负责，我们的国情不同。对年轻大夫，上级大夫不投入心力培养的话，他们就成长不了，也担不起责任。我们是一级带一级，这就导致越到小大夫容易依赖性越强。”但他希望，每个医生都要有担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对待病人，也要有独立的分析，独立的思考。
(苏向前教授在手术中。摄/牛宏超)
2
苏向前用近乎苛刻的培训和细节管理，逼着团队里的年轻医生快速成长，长成医生应有的样子——责任和担当。
要改变一个人，氛围很重要，就像培养孩子需要把他们放在利于他成长的环境和氛围中，“我们的年轻医生的成长，缺乏这样的环境，很多年轻医生觉得很痛苦。”他说。
在美国学习了两年，给他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最大的收获是人性，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尤其作为一名医生如何去尊重患者，如何去医治病人，这是一种从心底改变的东西。”他说。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苏向前一位在美国的同学，把学医的女儿送到国内医院来实习，在苏向前科室和同龄的中国医生一起工作了一个月。这位在美国当医生的华人女孩，给所有人很大触动。
“我们年轻医生总说累死了，天天回不了家，一听这个女孩儿说美国的住院医一周工作90个小时时，大家全‘哑’了，原来美国年轻医生比我们还辛苦，但他们比我们Happy。”苏向前说。
女孩在北京住在舅舅家，第一天实习舅舅开车把她送来，晚上回家的时候，苏向前问她怎么走，她说自己打车。“为什么不让舅舅来接?”她说：“为什么让他接啊?我是成年人了。”
一件小事，让苏向前感慨万分：“国外的孩子很多都能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生活中的艰辛和困苦，而我们的孩子，很多人恨不得什么都要别人照顾，否则就觉得落差特别大。”
女孩跟着苏向前出门诊时，会很有耐心地清晰解释疾病，回应病人感到痛苦的各类问题。苏向前观察了很久，能感觉到她从事医疗工作时是发自内心的愉悦。
女孩回美国后，苏向前和科里年轻人聊天，问他们这个女孩和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有人说视角不同、高度不同、见识的病人不同、经验积累不同、环境不同、体制不同、国情不同……洋洋洒洒总结了很多不同。
苏向前说：“你们说得很对，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她工作很快乐、开心，而你们快乐吗?我们常常很容易沉浸在对艰辛、困难、挫折甚至等待的怨天尤人里，导致心理失衡怨天尤人。”
让每个人感到快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快乐的感受是一样的。比如，春节时女儿得到爸爸送的一辆法拉利跑车很高兴，而杨白劳给喜儿送一根红头绳儿，她就很快乐，红头绳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法拉利。
医生很累，但累不等于不开心。医生最大的快乐取决于是不是能够通过你的努力使病人真正康复，或者通过你的努力让他达到近期或者中期比较满意的结果，这应该是医生最感到开心的事情。
苏向前还是年轻医生时，妻子经常会抱怨他“又耷拉着脸回来”。“其实我不是不开心，而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某个病人的治疗接下来该怎么办，脑子根本停不下来，总不自主地在思虑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老大夫的苏向前，依然经常为病人的事停不下思考，甚至把女儿都忘了，好几天都想不起给她打个电话。
“人的成就感和快乐是一致的，与具体带来快乐的东西无关。”苏向前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带来一些改变，好的环境和氛围才更利于人才和团队的培养和成长。
“塑造一个医生应该是全方位的，积累临床经验，学习新的医学技术，提高诊治能力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让他从内心发生改变，让他在成长进步中体验到快乐和成就感。”苏向前说。
(苏向前教授在门诊中)
3
微创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苏向前曾和一名患者有十年之约。
患者老刘是敦煌的一名干部，胃癌很晚期，化疗后找到苏向前做手术。手术恢复得很好，之后又打化疗，几度打击下，老刘的身体合并感染出血，一直住在苏向前的病房。
在这个过程中，老刘家里也发生了很多故事，老伴儿在陪他的过程中抑郁了，只能回兰州老家由儿子照顾，儿媳妇即将临产，儿子一人两头跑忙得焦头烂额。老刘在做完手术后，对苏向前说的第一句话是：“苏大夫，我一定要请你去敦煌看壁画。”苏向前说：“好，十年以后，我等着。”
和肿瘤医生的这个十年约定，老刘终究还是爽约了。2010年的春节前大年29，住在ICU的老刘病情恶化，但神志一直很清楚，他对每天都来看自己的苏向前教授说：“苏大夫，你去忙别人吧，我这儿没什么事儿要忙了。”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三个小时，他就走了。
等到父亲后事完善以后，老刘的儿子找到苏向前，说：“苏教授，我十年后替我爸还愿请您去敦煌。”
“只是一个口头约定，是患者和家人表示感谢所说的话，但也是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给予的医护和关心，让患者感受到我们尽力了。只有是得到了足够的关怀和照护后，才能在最后平静地说出那番话”苏向前说，“医学不能治愈每一种疾病，不能治愈每一个病人，医生要做到的是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
对医学的局限，医患之间的认知常常出现偏差，这也是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患者“来看病”，默认的目标就是“治好病”，但医生知道很多病是治不好的，“比如癌症，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可以治愈，一小部分可以改善，大部分只能是缓解。”苏向前说。
“现在医生稍微做不好一点都会让人质疑‘你为什么弄不好’，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手术台上不够努力，而是医生没让病人明白，这样的结果对这种病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可是患者容易盲目期待，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医生投入时间和心力去沟通，让病人充分知情、科学决策。”他说。
所以，谈到医患关系，苏向前认为更多的主动权是在医生，但医生常常忽略了这些。“医生从年轻到成熟，医疗水平和能力会有差别，但是服务能力和思想觉悟不分年龄，在我还是小大夫的时候，很多同事就羡慕我很会管病人。”他说。
苏向前刚当医生的时候收到过一个小礼物，现在还珍藏着，是特别旧的一个小的半导体。那名患者的家境不好，生病后每天陪伴他的只有这个小半导体，走了之后，他儿子拿来这个东西找到苏向前，说：“我爸爸生前反复嘱咐我，要把他最的这个心爱之物送给您。”
“会管病人”就是能得到患者的信任，常常与医疗水平高低不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医生的投入和付出。
(苏向前教授在手术中。摄/牛宏超)
4
“医学从来不是100%，很多的结果不由医生决定的，所以如果医生完全靠结果导向来回答病人，注定会出现承受不了结果的情况。”苏向前说，这就是沟通的重要性。
早些年，苏向前就坚持在患者中进行调查，收集患者最想知道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制定出医生的沟通规范，总原则就是要第一时间回答病人最关心的问题。
沟通，是苏向前认为医疗服务中最重要的内容，不仅要沟，最重要是通。
“我们不缺优秀的手术技术、先进的设备，这些都是相对好搞定的，更缺的是服务他人的心，这意识的养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苏向前说。
为此，他在科里实施了患者满意度反馈制度。“我反复跟医生、护士讲，病人不是我们的亲人，你可以让你父母不满意，他们也依然是你的亲人，但我们要让病人满意，因为病人信任我们将性命相托于我们。”
苏向前——
有些观念一定要改过来，患者来医院是希望得到医疗服务。
病人来医院总说：“我要求不高，能治好病就行了。”把癌症治好?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甚至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医生要做好服务，这种服务包括沟通、解释、交流，然后给予安慰或者关爱。”
在这服务中，关爱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沟通。
什么叫沟通?我经常问年轻大夫：“你跟那个患者说了吗?明天给他做手术。”回答：说了，没问题了。第二天我让病人说说，昨天医生怎么和他说的，我一听，年轻医生的确是说了，但沟了没通。
再举一个例子，同样是一会儿去蓝轩(作者注：北大肿瘤医院西门内的咖啡厅)吃午饭，我对你说和对加迪说，我要付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你没去过蓝轩，会一脑门子的问号，蓝轩是什么?在哪里?怎么走?吃什么饭?贵吗?而加迪是本院的职工，不需要再说什么，他自己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事儿，告诉不同人，你要付出的解释和沟通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如果你带着这么多的问号没人给你回答，或者其中一个环节没讲清楚，你可能就跑到北门去找了，或者进去吃完之后觉得太贵了，你是什么感受，你能满意吗?
但如果我提前主动告诉你，蓝轩是我们医院西门边的一个食堂，今天中午的工作餐就凑合在这儿吃一点儿，是自助餐，30多块钱一个人，你可以吃自助也可以单点，可以刷卡也可以交现金，我一会儿带你去，或者告诉你怎么走。你的感受怎么样?应该会非常舒服。
再回到去蓝轩吃饭的事，蓝轩能做出什么饭来，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医生能给病人什么真正的医疗服务是固有的，但聊或不聊，对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沟通、交流。
我设计的满意度就是希望回答病人特别想关心的问题。病人住进来以后，家属最关心的问题是爸爸病重不重?能好吗?有危险吗?我们要第一时间就把他最关心的问题回答了，否则病人和家属满脑子问号，之后也容易出现纠纷。
医学本身和医疗行为没有改变，能改变的是我们如何去沟通。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科室提供)
(感谢志愿者黄锦花对文章进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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