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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中国卫生》 微距镜头下的“白色巨塔”

---转载自《中国卫生》 微距镜头下的“白色巨塔”

发表时间:2013-09-10
作者:本站编辑

      文 /本刊记者 姜天一 通讯员 管九苹

    有一部描写医生工作和生活电视作品,名叫《白色巨塔》。“白色巨塔”——高大、神圣、纯洁、神秘,而这正是医院和医生留给一般老百姓的印象。那么医院里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医生的工作与其他职业到底有什么不同?8月2日,记者应约来到北京肿瘤医院,跟随胸外科主任杨跃体验医生的工作和生活,并通过文字和图片为您解密“白色巨塔”里真实的一面。

    杨跃是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指导教师,同时还是医院的副书记。当记者到达医院的时间是早晨7:30分,这时杨跃已经开始带着十几名医生和护士,在住院楼7层的胸外科查房了。

    在杨跃的病区住院的,大多是手术后住院接受治疗和观察的病人,其中很多是肺癌手术。胸科手术术后并发症风险极高,危险性极大,因此即使术前准备充分、术中一切顺利,仍然要在术后的恢复期加倍小心,每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可能让病人状况急转直下,甚至造成致命的后果。所以,杨跃每到一个床前询问状况时,管床的医生都会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生怕漏掉一句——这不仅是对患者负责,也是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大好机会。

    这里住的很大一部分患者都是杨跃主任亲手做的手术。他对这里30多位患者的病程、病情、手术情况、下一步该如何治疗以及疾病可能的发展方向都了如指掌。不仅如此,这个在外人眼里高不可攀的国家顶尖级胸外科专家,竟然可以记住每个患者的名字、职业,甚至老家哪里、家里几口人、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正因为这样,杨跃和患者交流的时候就像是在和他的家里人说话,患者也不把他当外人,信他,对杨主任的话言听计从。

    和患者交流时,杨跃从来没那么多客套话。“还得咳痰啊老李,懂吗,你的肺现在黑的像煤球似的,一定要往外咳,对你有好处。”老李是个“资深”烟民,刚在这做了肺部手术,正在术后观察中。杨跃一边“教导”着病床上老李,一边轻拍着老李的胳膊,瘦瘦的老李不住的点着头。

    无论多么痛苦的患者,杨跃的三言两语就能带给他们希望。“最近量体重了吗?减了5斤?没事,等出了院啊,多吃点好的很快还能补起来。我有个病人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手术后20多年了没复发。上次来我看他红光满面的,呵呵,没事,啊!”

    杨跃还不乏幽默感。二十八床的病号是个教师,50多岁,刚做了肺癌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一番询问和检查后,他说:“恢复得很好,出院一个月后来复查。复查完了没事的话,”杨跃转身对患者的丈夫说:“你就带着你夫人出去旅游吧,想去哪玩都行。”这位病人也许是体力不足,很小声的问:“那我什么时候能上台讲课?”杨跃笑着说:“讲小课还是讲大课?一个月以后讲小课没问题,讲大课嘛……要不你先在我们科里试讲一次,自己感觉一下看体力成不成。”说完在场人都笑了。

    8点刚过,查房完毕。刚才查房的一行人来到住院部的会议室,住院医生U字型围站在杨跃周围,轮流向主任汇报值班期间各自所分管患者的血压、体温、血氧浓度、痰液、尿量等数据。在确定所有患者状况平稳后,杨跃跟医生们交代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会议室赶往门诊楼。

    门诊楼三楼是杨跃今天的第二个“战场”——胸外科普通门诊。按计划,这个上午共有30位患者等着看杨大夫,算上加号的,杨医生一上午一般会看36、7个病人。

    在去往门诊楼的路上杨跃说:“我的门诊一上午限制30个号,算是少的。一来是我看病比较唠叨,跟病人问得多,交代的时间长,让我三五分钟看一个病人我看不了;二来如果遇到有特殊困难的患者还能加几个号。好多患者都是纯朴的农民,他们也不懂什么网络预约挂号,只知道在窗口排队。第一天没排上,就打地铺通宵排队,第二天一看窗口挂了几个就没号了,都从网上预约出去了。患者一家好几口挺不容易的从外地过来看病,好几天挂不上号心里会怎么想?遇到这样的,只要时间还够我就给加个号。但也不能无限地加号,两点钟下午班的专家就来了,我得给人腾地方。”

    说话间,我们到了杨跃的出诊地点:门诊楼三层的3号诊室,这时已经有来的早的患者已经在门口候诊区排队了。分诊护士开始按顺序让患者进入诊室。

    胸外科门诊的患者大多是罹患癌症或者是怀疑癌症的患者,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带给他们心理上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压力。医者中流传一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杨跃认为,在交流中带给患者信心和勇气,这是非常重要的。

    进来的第一位患者是位60多岁女性,在老板的陪伴下来看病。患者在外地做的肺癌手术,但在术后复查时,影像检查怀疑肿瘤有复发。当地医院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肿瘤,所以建议她来北京找专家看。患者叙述了自己的病史之后,就静静地坐在一边,紧张的等待医生的结论。在进京之前医生就已经告诉她:如果这次确定是复发的肿瘤,那以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已经不具备再次开刀、放化疗等治疗条件了,这就意味着被宣判死刑。

    杨跃一张一张看过了她的CT片子,认真翻阅她每一份检查报告单,又问了她一串问题问题。10分钟的研判和交流,杨跃一边帮她把片子放回纸袋,一边面带微笑的说:“你现在情况很稳定,从各项检查来看术后恢复得也不错。CT显示的不是肿瘤,放心吧。踏踏实实回家,没事多出去遛遛弯儿,注意别太累,加强营养,只要每年复查就可以了。”

    听到杨教授说的这样轻松,患者简直有点不敢相信。“那化验结果为什么也不正常呢?”患者觉得不踏实,追问到。“那几个箭头(指超出正常参考值范围的化验结果——记者注)的意义不大,你刚做完手术不久,这些项目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以后复查做普通的平扫CT就行,完全够用了,没必要做这种增强CT,多花多少冤枉钱?你看就这个CT,它增强出什么了?记住:以后每年一次平扫CT复查,足够了。”

    听到专家的指导重点已从人命关天的诊断结果转移到“怎样更省钱”这样的小事上,患者脸上的愁云瞬间消散了。她欣喜的难掩脸上的笑容,一边不停说着“谢谢杨教授!”一边抢着收拾桌上的诊断材料,说“我来我来!”生怕耽误杨医生的时间。

    来找杨教授看病的很多是外地医院无法确诊的疑难患者,大多数人经过杨教授诊断,最终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仿佛获得新生一般欢喜的离开了。但也有一些患者不是那么幸运,但不管多么严重的病情,杨教授总会尽力开出治疗方案,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哪怕是一丝微弱的希望。

    有一个中年男子面色沉重的走进诊室,手里提着父亲的检查报告。在看过了CT片子,杨教授告诉他,现在患者双肺布满了散布的病灶,已经占到了全肺的60-70%,这意味着目前已是肺癌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所以当前应该以对症治疗为主,“疼痛了就给止痛,胸闷就吸氧,尽量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但是治疗方法也并非绝对没有。

    杨跃告诉他,现在有一种靶向药物,对特定基因突变引起的肺癌有80%以上的有效率,但按照常规是要先做基因检测,确定患者有这个基因突变才能用药。了解到患者目前在外地,无法来北京做检测后,杨教授说:“我建议你这样:先在当地医院住着,一边对症治疗一边用这种靶向药物。但时间不宜过长:如果这个药对症的话10天至两周就会明显见效,患者生活质量会大大改善。如果两周还没见效,那就不要继续用了。”杨跃还告诉他,这种药很贵,每月的费用近1万元。“要是见效的话,老人有了好转以后,就来北京做个基因检测,确定有个这个基因突变。现在生产这种药物的企业正在做慈善活动,如果确定了这种药是对症的,就可以凭基因检测结果申请厂家的赠药,可以免费使用7年半,能省不少钱。”

    “榔头的眼里什么都像钉子”。有时医生会倾向于自己更熟悉的治疗手段:同一个病人,内科医生会觉得药物治疗更加有把握,外科医生可能更倾向于“动刀”,放射科医生也许认为放疗也能解决问题。但是杨跃却不这样。他认为,好的医生不能满足于自己熟悉的治疗方法,应该走出自己的诊室,看看全世界的同行们在怎样做,熟悉各种方法的利弊,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收益。这才是体现医生学识和经验价值的时候。

    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丈夫肺部的CT片子和各种检查结果,她想知道丈夫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动手术。

    杨教授看过检查报告,认为这是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是全身性疾病。”杨教授先是把小细胞肺癌的特点和治疗策略用浅显的语言讲了一遍,然后对她说:“你丈夫现在如果动手术切除肺叶,就像是用手枪打苍蝇,伤害大、收益小,我不建议这样做。可以先用药物治疗和放疗,把全身性的问题控制住了,变成一个局部问题,然后哪里耐药了、控制不好了,咱们再动刀切哪。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样风险小、收益大。”

    之后,杨跃开出了一套治疗方案,什么时间用什么药物和疗法,跟踪观察哪些指标,什么时候是手术的最佳时机,一边讲解,一边一一列在纸上。

    门诊就像一场车轮战,杨教授和每个患者交流一般有十几分钟时间,每次都是前一个患者刚刚起身还未离开,下一个患者已经迫不及待的坐了进来,焦虑等待的患者不会给医生留出片刻休息的时间。记者见到,早晨来到诊室时杨教授带了一个茶色水杯,但一个上午他只喝了几口。期间他也没去过一次厕所,事实上,他除了几次起身为患者查体,甚至没有离开过座位。就这样,一直到中午11点半,杨教授看完了第16位患者,开始出现了低血糖反映,双手不停发抖。他打电话向分诊台要了一杯冲麦片,几口喝了下去,然后自己打趣说:“这样好多了,手不抖了,要不然患者以为我是80岁老头呢。”

    “外面还有患者吗?”杨教授看完了当天的最后一位病人,问对面的助理医生。“没有了,上午病人就到40号。”此时已是下午1:40,还有不到20分钟下午门诊的专家就要来上班了,而杨教授连午饭还没吃。而下午他还要动身前往呼和浩特,赶在第二天的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记者手记:

    虽然报道卫生行业多年,但近距离观察医生的工作还是第一次。跟随杨教授半天的工作,感触良深。

    好的医生要像个科学家。医生仅靠业务熟练是远远不够的,生物学、医学的进步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基因密码被破译,新的药物被发现,新的疗法被写成论文。为了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法,医生就要不断学习,知道国内外同行在怎么做,追踪世界上最新的科研结果。

    好的医生要懂心理学。患者的心理压力过大、情绪低落会影响身体的恢复,甚至会加重病情,而乐观的情绪则往往能让治疗事半功倍。所以安抚焦虑的患者,就成为好医生一种必要的“治疗”——有时不仅是对患者本人,还包括患者的家属。

    好的医生还要懂得沟通。杨教授的患者都特别信任他,特别“听话”:这不仅是因为杨教授是医学界的权威专家,更因为他知道怎样去沟通,懂得患者的“语言”。礼貌的客套话和范式的微笑都不是重点——那反而可能会拉开彼此距离。和患者建立信任,需要的也许仅是一句家乡话,一个最普通的问候,或者一句贴心的叮嘱。

    最后,做一名好医生还要有股子“长劲”:毕竟,坐在诊室里一上午的高强度脑力劳动,不仅要保持脑筋连轴转,中间还不能休息、活动,甚至没时间上厕所,单这一点一般人就难做得到。

    做医生难,做个好医生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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